近几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日益突出。从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绝味鸭脖低俗广告事件,到五星级酒店“毛巾门”事件、“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再到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等知名企业进入“996公司名单”事件等等,表明部分民营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没有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从而忽视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与矛盾的爆发,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困境,同时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作秀”嫌疑。随着中国不断地开放,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的性质也更加多元,本文将根据企业产权异质性的特征将企业分类,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入手,结合企业“一股独大”问题及经理人对股东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分析。基于企业股权结构展开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探讨是我国企业推进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以企业产权性质将其分类,考察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对CSR的传导效应。通过整合前人的研究,明确了企业产权性质、股权结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确实存在潜在关联,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展开研究。首先,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将其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类,分析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有关因素,设置了相关控制变量(独立董事比例、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状况、上市地点)和股权结构相关变量,选取了2009年-2017年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的5116组企业作为样本,运用Pearson和Spearman双重相关系数证明了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通过描述性统计、多变量回归发现如下结论: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外资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相对较高;股权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股权制衡度越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其次,基于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为发现股权结构是否在产权性质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中充当中介变量,我们进行了中介验证,得出如下结论:股权集中度是国企产权性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变量;股权制衡度是外企产权性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变量;股权集中度是民企产权性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变量。最后,综合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分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CSR的传导效应,在社会责任、股权结构、法律法规3个维度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