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主要是指臣子上呈君主的官方文书,属于应用型的上行公文。狭义的奏议主要指书面奏议。广义的奏议还包括口头性的奏言,以及被整理后的书面性奏言。本文以两汉奏议为研究对象,分析奏议产生的重要制度——论政制度,对奏议的生成、运作、存储、类别、格式、论政话语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奏议引用“五经”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奏议的文学特色,以及奏议与几种文体之关系,阐述奏议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收录、流传和经典化问题。除去绪论和结语,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汉代的论政制度与奏议的产生机制。论政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奏议产生的重要机制。本章主要以两汉史料中出现的众多论政案例为基础,首先对“论政”进行释义,列举了论政活动的主要参与形式,然后通过分析论政活动的参与形式归纳出论政活动的三个类型,即奏议论政、召对论政、集议论政,并分别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对论政活动的五个构成要素的考察,发现三个论政类型中的联系和区别。然后,分别对三个论政类型的程序进行了总结,发现它们存在一定的交叉。若议题事关重大,可能需要多轮的论政过程,其程序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使三类论政程序都出现一些变体程序。最后,在三种论政程序及变体程序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汉代论政活动的系统程序。第二章,汉代奏议与汉代论政话语。本章主要以两汉奏议为基础,从奏议的作者、文本形态、制作来考察奏议的撰写;从奏议的上奏方式、传递程序、处理程序、下发程序来考察奏议的运作;从奏议的存储地点来考察奏议的存储。汉代奏议主要有章、奏、表、议四类,通过分析其内容,考察它们在功能上的异同。根据奏议丰富的内容,归纳出奏议论政的范围,并将其划分为十大类。然后,通过现存文献、出土文物、遗留碑刻等来考察奏议的书写材料以及文字排列形式,并对章、奏、表、议的格式以及文本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最后,通过奏议的文本内容,总结出奏议中常见的四种论政话语,并详细考察它们在奏议中发挥的作用。第三章,汉代奏议引“五经”考辨。两汉的经学非常发达,汉赋、散文、诏令、奏议等对“五经”的征引也非常普遍。本章主要以奏议的文本内容为基础,系统统计了两汉奏议引用《诗》《书》《礼》《易》《春秋》及“三传”的情况,从不同时期的引“经”数量总结出引“经”的特点。根据奏议引“经”的情况,探讨经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然后,将奏议所引“五经”的内容与今本“五经”逐条比对,将出现的“异文”进行统合并考察其原因。最后,根据奏议引用“五经”的具体情况,总结出奏议引用“五经”的三种方式。另外,对奏议引用“五经”的目的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四章,汉代奏议的文学特色。两汉奏议文附属于现实政治,“政事”公文的文体属性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但是,数量庞大的奏议依旧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特色。本章主要从修辞手法、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两汉奏议普遍使用各种修辞手法,使奏议在说理的同时又强化了感染力和说服力。奏议语言总体上呈现出“典雅”的风格,奏议引“经”过程中多次“取义”和“取辞”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由于今古文经学在经文以及阐述经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两者在两汉的发展情况不同,使西汉奏议之“雅”具有繁琐、拘谨、古朴的特点,东汉奏议之“雅”具有简明、通脱、华丽的特点。另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文人的心态,文人心态的变化又反映在奏议文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风。第五章,汉代奏议与几种文体之关系。奏议的作者不仅写作奏议,大多兼擅众体。因此,奏议文学特色的形成并非孤立,与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也存在一定关联。本章通过将汉代奏议分别与汉代政论散文、汉赋、汉颂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汉代奏议与政论散文在讨论问题、文体风格、语言风格方面均表现出了相似性的特点;汉代奏议与汉赋在讽谏功能、关注问题的广泛性方面比较相似,写作手法方面具有互渗性;汉代奏议与汉颂在政治功能、语言风格方面具有相似性,写作手法方面具有互渗性。奏议与政论散文、汉赋、汉颂之间的诸多相似性,对奏议文学特色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六章,唐前汉代奏议的收录与流传。奏议文书经过君主处理完毕之后,原件由官府存储形成档案资料。两汉的奏议数量庞大,且能够流传至今,离不开汉魏六朝的志士仁人持续对其进行的收录和传播工作,这一过程也是奏议文本经典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分别从两汉时期、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了两汉奏议在经部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集部文献中的保存情况,并分别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最后,对奏议在唐前的经典化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其与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史学家的选录与传承、文学家的收录与征引、文选家的筛选与淘汰、文论家的总结与评点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