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编户体系是维持帝国运转的根本所在。在不断趋于制度化的秦汉帝国,在万民公与私的社会生活中,编户民身份的获得极其重要。爵称是帝国编户身份信息中极其重要的组成要素,占绝对数量的、普通的编户民基本拥有爵位,这样的身份构成带有春秋战国时代遗留的贵族色彩。进入战国时代,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兼并战争,秦国打破原有的氏族贵族制,突破了血缘的限制,二十等爵制向全体（秦国的）编户民开放,使其全体对于秦产生认同感,使其戮力耕战,这帮助秦迅速的完成统一,建立了秦帝国。通过军功抑或力耕,使爵位成为普通人的可期之物,使大多数人拥有了具备贵族色彩的社会身份。万民的爵位源自帝国的爵位赐予,而帝国的爵位赐予是以全体编户良民男子为对象。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政治运作,使爵位赐予不仅是恩德的体现,又是以柔性的方式将原有编户体系进行再次巩固,这是爵位赐予的首要意义。奴婢、流民等脱离编户体系者,无法接受爵位赐予,若要要接受爵位,他们必须要返回原籍或是在流亡地重新占籍,再次纳入帝国的编户体系,故而爵位赐予对出现漏洞的编户体系又有修补作用,这是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在秦汉时代,爵位的获得对形成编户身份极其重要,同时爵位对于天下万民具有绝对的现实价值。在秦汉时代这一具体历史时期,帝国通过爵位赐予不断地维持、巩固以及修补帝国编户体系,实现把民众束缚在帝国的控制之中的目的。武帝以来的弊政对汉帝国的伤害是广泛而又深刻的。战争与自然灾害,尤其使帝国的编户体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编户体系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运转。在籍民依旧承担着对国家的徭役赋税,亟须安抚;持续已久且数量巨大的流民亦是紧要的问题。与此相伴随的现实压力,使百姓苦不堪言,民间出现了厌汉的情绪,甚至出现了鼓弄汉家禅让的舆论,这是亲政后的宣帝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祥瑞符号屡屡出现的神雀和频繁的爵位赐予,是宣帝朝极为鲜明的政治文化,在其背后蕴含着宣帝深刻的政治考量。在阐明秦汉时代二十等爵制与编户体系间的制度设计后,对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以此对汉宣帝时代频繁的爵位赐予和祥瑞符号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首先,神雀作为祥瑞符号预示着上天对于汉宣帝本人以及汉家的认可,而作为祥瑞符号的神雀又兼及汉家火德的想象;其次,伴随着屡现的神雀成为朝廷频赐民爵的天道依据,在这样的互动中,将上天的祥瑞与现实的惠政相结合,夹杂而来的异象征兆与现实收获,冲击着百姓的现实体验,使百姓对帝国的盛世繁华的感受显得尤为真实以此产生真正的认同。这也是宣帝效仿武帝故事,以经术缘饰文治理念继承;最重要的是,在汉宣帝时代,随着祥瑞“神雀”而来的普赐民赐,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惠民政策,不仅仅是将大量溢出编户之外的民众重新纳入编户体系之中,更是对于占绝大多数的、依旧为国家所掌握的在籍民众的笼络,以此维持、巩固帝国的编户体系,实现帝国把编户民束缚在郡县之中的目的。而宣帝推崇的“良二千石”,是保证中央政令得以推行贯彻落实的重要步骤。这一系列的政策选择,是汉宣帝对武帝以来,由于遭受长期动乱、灾害,而动荡不安的编户体系的重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长于民间的宣帝选择了一系列柔性的、疏导式的政策,使饱受动荡的编户体系逐渐得以维持、巩固,从而在根本上使危机中的汉帝国转危为安,恢复了稳定,走向中兴。宣帝朝在巩固、修补帝国的编户体系时,普遍赐爵是其中极其关键的契机,并在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政策辅助进行,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面对两汉时代各个时期的“爵位赐予”,衡量其对于编户体系的意义时,要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配套政策实施等具体情形进行分析,不能等量齐观。光武帝刘秀承高祖之业再次中兴汉室,承袭前汉的许多规章制度,恢复了被王莽所废止的二十等爵制。在后汉的明、章、安、顺几朝,数十年间赐爵频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爵位赐予确实能够巩固和修补编户体系,成为政府维持编户体系的重要政策。这也是后汉历史上政治、社会发展的稳定期。但是后汉时代的频繁赐爵以及超赐的情形,导致二十等爵制趋于轻、滥的情形中。到了帝国的后期,即桓帝、灵帝及献帝时代（公元146-220年）各只有1次爵位赐予,整整64年间仅有3次爵位赐予。此时爵位已经沦为无用之物,对民间已经没有吸引力,赐之已无用,朝廷已经无法以赐爵来吸引万民,使其安于乡里。东汉末期的王粲便说“今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是空设文书而无用也。”此时,二十等爵制已然轻滥,爵位的价值丧失,对于百姓的吸引下降,对编户体系的意义也形同虚设了。也是在此时,大规模的流民再此成为帝国的腹心之患,汉帝国正经受着黄巾之乱,处于飘摇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