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之际,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寻求救国之理。于是,在清末民初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洋务运动的兴起、戊戌变法的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及中国科学社的创立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乃至中国科学思潮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的泛化、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及科学主义倾向的产生则是在所难免的。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文学者还是现代中国科学派们都有可能陷入“科学主义”倾向之中。对科学的提倡,不论是哪一方,都有着大体相同的目标——“科学救国”和“科学启蒙”。然而,同样是对“科学救国”和“科学启蒙”的追求,与人文学者不同,科学派于有意无意间陷入“科学主义”倾向的同时,这一倾向又处于自我消解之中。之所以存在着自我消解的过程,是因为以胡明复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科学派对科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他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几率论的认识上。胡明复对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几率论的认识与其他科学社成员有着大体相似的看法,即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归纳和演绎,科学精神主要是求真,几率论主要是对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的运算理论和认识方法。但是,他对上述的科学三个方面又有着独特的见解:一是他吸取皮尔逊、彭加勒等人的科学思想,通过分析外界事物在人脑中所呈现的“影象”,认为这种“影象”是人的主观知觉的作用,而人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要靠这种“影象”,科学的产生即是人类通过“影象”来研究外界事物的结果,所以科学是“人智之产物”,最后论证了“科学是人为的”;二是与趋向于理想论的王星拱不同,胡明复更注重现实,论证了几率的客观性。而且,在胡明复的观念里,张君劢提出的自由意志论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几率存在的客观性,意味着世界的不确定性,从而给自由意志论留有空间;三是对于科学精神的认识,胡明复一方面认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另一方面又承认科学具有实用性价值,比如科学精神可以解决道德、政治和社会等问题,在这一悖论式的论述中显示了胡明复科学观的复杂性。此外,胡明复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较理性的科学观,及对“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而且还在于他参与创立的中国科学社为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并为后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