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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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我国物权法体系中规定指示交付相关规则的,只有《物权法》第26条以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8条第2款。前者规定了指示交付的大概框架,后者承认了指示交付可以满足善意取得中的“交付”要件,但这些对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指示交付规则仍远远不够。并且依照指示交付的概念,系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以代替交付,在实践中凭两份协议（原因行为、返还请求权让与协议）即发生了权利变动,交付行为完全在双方观念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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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我国物权法体系中规定指示交付相关规则的,只有《物权法》第26条以及《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8条第2款。前者规定了指示交付的大概框架,后者承认了指示交付可以满足善意取得中的“交付”要件,但这些对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指示交付规则仍远远不够。并且依照指示交付的概念,系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以代替交付,在实践中凭两份协议（原因行为、返还请求权让与协议）即发生了权利变动,交付行为完全在双方观念中发生,第三方从外部难以感知,指示交付在先天上就有公示性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立法的缺失,我国法院在审判时往往会求诸于债权让与、拟制交付的相关规则来“补足”适用上的漏洞,亦或是把原本将指示交付适用到原本不属于其的领域,这些做法都是存在疑问的。本文通过将中德两国物权法进行比较,并结合法解释学的方法,将对一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部分:指示交付的基础。按照我国当前的物权法体系,指示交付的基础应当为间接占有。在让与人不构成间接占有的时候,指示交付规则不得适用。第二部分:指示交付适用的淳化。指示交付与债权让与在适用上发生重合,返还请求权让与协议的债物二重效力有待澄清。而指示交付与拟制交付在适用上极易混淆,需要将两者进行辨析,并最终将拟制交付从指示交付的适用中剔除出去。第三部分:指示交付与善意取得。善意取得与物权公示紧密不可分,但指示交付先天就有公示性不强的问题,那么规定指示交付可以构成善意取得的德国,处理其中矛盾的方式可以为我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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