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符号可以反映出人类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信息”和“代码”,并构成了一个个全方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洛特曼(Lotman)称之为“符号域”。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对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农村题材小说文本进行解读,不仅可以了解这一特殊时间段特殊地域的文本中所蕴含的物质编码与文化信息,还可以发现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如何对广西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并使得这类文本焕发出它所独有的光彩。这对于广西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作家们在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勾绘出了一个广西特有的“美丽异世界”。它包括奇异的自然环境,更包括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在这片土地上汉、壮、苗、侗、瑶等多民族文化共存,他们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足以成为作家笔下引人入胜的创作题材(如“照鸟”、“唱根底”、“认老同”等)。而广西独特的历史沿革又让这些作家笔下所书写的内容多了一层原始初民的集体无意识色彩:除“挂灯”、“祈田福”等一些具有原始巫术残留色彩的仪式外,最典型的是这些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往往丰满而结实,勤劳能干,敢于抛头露面,泼辣到有点粗野,甚至在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也常占上风。她们显然无法归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天使”或“魔鬼”这两类女性形象,而是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地母”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对“姆六甲”(即“密洛陀”)等原始母神崇拜的潜在影响。地域性与多元化的民族性成为了这一阶段广西农村题材小说区别于中国其他区域文学的最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出于现实主义审美原则,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们不仅描绘了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美丽异世界”,还敏锐地把握住了不同文化之间心理交融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民族与民族间的交流(由起初语言、习俗上的误解、隔膜甚至敌对,到本阶段民族矛盾的逐步缓和乃至水乳交融),更有生产力相对较为落后的农业游耕文明近乎本能的对生产力较为发达的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向往与仿效(起码从身体角度来看,是从姓名、发式、服装到生活习惯的全方位仿效)。在这个过程中,“美丽异世界”逐渐失去了它独特的光彩,开始了它的悄然之殇。“悄然之殇”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渗入使乡村干部和农民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也开始使用大量政治术语,官方话语不断挤压着民间话语、私人话语的生存空间,直至文革前《毛选》成为了小说中正面人物一切行动的理论指南。其次是许多风俗习惯、礼仪礼节乃至生活方式的逐步弱化:结婚不再举办婚礼,过年不再走亲访友;瑶族由摩公主持的成人礼“过法度戒”已不再时兴,苗族的“坐妹”“走寨”被认为是妨碍生产而取消,中学毕业的壮族小伙不会唱山歌……这些富于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的消失降低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最后,在小说的语言形式上,不少作品表现出北方汉族文学话语殖民的痕迹:许多人物头上被冠以一个生硬的绰号(这些绰号往往既没有概括力也没有典型性),人物语言南腔夹着北调,叙事模式带有说书人口吻,甚至连一些成名作家的作品中也带有浓重的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色彩。造成“悄然之殇”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政治形势、文艺政策导向与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广西本土文学传统中小说传统的缺失、本阶段广西作家队伍结构与培养机制的不尽如人意,也应该计算在内;至于作家本人出于对主流话语创作模式的膜拜而自行进行模仿导致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丧失了文化主体性的广西小说创作每况愈下,不但没能取得全国性的影响,更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扼杀了其生命力。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百越境界”被提出以后,“美丽异世界”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