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1565-1912），基督教两大分支罗马公教与新教传教士怀着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宗教信仰来华传教，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媒介以求最佳传播效果。本文用描述性的手法，立足于史料，考察明清时期传教士们的传播活动，对他们各阶段的媒介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探讨传教士媒介使用的特点及其意义。研究发现，罗马公教传教士来华早期只能有限地传播基督教信息，这由中西媒介的特性决定。在文字方面，中国字数目众多和含义丰富的特点导致学习与使用汉字的困难，而中国字以字注音的方式则加重了传教士使用中国语言口头交流的困难。中文的这些特性塑造了华人社会的结构，掌握文字的知识阶层成为权威的代表和国家的治理者，并发展出了官方文体和官话；作为文盲或半文盲的普通民众更依赖口头交流，方言成为地方普遍交流信息的媒介。传教士根据这些特点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并在传播过程中试图引入一些新的形式。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此时来华传教士只能更多依靠中国当地各种资源开展传教工作，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传教士与华人建立一种互惠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朝廷颁布谕令禁教，对罗马公教传教士使用媒介传播信息施加诸多限制。康熙皇帝以后历代皇帝不断重申禁令，对传教士的限制不断加大。朝廷旨令使得对官员及知识分子传播变得不可能，北京的传教中心逐渐衰落；由于朝廷的限制，传教士在民间的活动也逐渐变得秘密，基督教信息不能公开地传播。适应此时环境的特点，公教传教士更加注重将华人作为传播基督教信息的媒介，加强培养信仰坚定、独立行动及熟悉中西文字乃至文化的华人以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1807年，新教加入对华传教事业，新教采取的媒介主要是文字及文字媒介。新教传播的模式是从“经”与“典”到“小册”，他们研习中国文字，并且将英文作为检索汉字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英字典，这样就加快了文字媒介的转换过程。同时，高效的文字使用使得基督教经典《圣经》的翻译工作快速完成。西方的印刷术使得大量复制与传播文字制品变得简单，但是出于对成本和传播受众及传播效果的考虑，新教在实践中又采取了从大部头的《圣经》到简易版的《圣经》小册的传播形式，其文体风格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白话与通俗。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传教的小册又与介绍其他新闻知识的通俗读物结合起来，这就是近代报刊的雏形。19世纪中叶列强通过诸战争彻底洞开中国的大门，传教不仅得到各种西方组织团体的援助，各种西方机构得以在中国直接复制自身的模式，它们在中国各个社会层面进行渗透。公教凭借诸多特权给予了原本秘密存在与发展的华人信徒社会以极大的支持，帮助华人脱离出原来对基督教存有恶意的社会结构，并且致力于在华人中复制更多这样的团体；新教则通过普及文字制品和普及教育打破传统社会对于信息的垄断与需求的旧局，适应新式信息及信息传播方式的需要必然加速中国传统结构的瓦解。传教士对华媒介使用的后果有利也有弊。建立于血亲关系和信息处理能力基础之上的传统结构瓦解了，随之释放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些可以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充分验证。但是新媒介的使用也摧毁了一些东西，传统的基于血亲关系的伦理价值被弱化，由于血亲关系是天然的和内在的，因而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被摧毁。但在一系列旧秩序顶端的帝制因受冲击而倒塌，随着“天子”的消失，民众与“天”、“地”的联系也被切断，也就是说，传教士希望华人过一种更崇高的宗教（精神）生活的目标反而因为华人失去原本信仰的标志而受到了损害。在原有的权威失去后，华人在紧守血亲关系的基础上，转而对外寻求一种新的权威，无论是公教使用的特权或是新教使用的技术都可资利用。所以，传教士对华传播使用的媒介最终成为供华人为自己和与己相关的血亲（利益）圈子服务的工具，而传播基督教信息的任务虽然完成，但是确立基督教信仰，普及基督教价值的进程远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