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片面地认为,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本性是追求权力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合作是困难的。美国要保持霸权地位,视中国崛起为挑战,因而力求遏制中国的高技术发展。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会造成私人投资不足,这时需要政府直接进行研发投资或对私人投资进行财政补贴。然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生产性补贴,就违背了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高技术争端由此产生。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明确主张,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实现外国垄断租金向本国转移。由于这是一个以邻为壑的政策,它的执行常常导致外国的强烈报复。网络外部性理论认为,在信息技术产业,由于存在外部性,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多重标准或低技术标准会产生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干预。在政府的支持下,采用本国技术标准的本国企业的市场规模一旦超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正反馈和“赢者全得”局面。相反,如果本国标准在竞争中失败,外国标准就主导了市场,外国企业就获得了垄断利润。因此,标准竞争博弈的零和性质,决定了当本国政府对本国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加以支持时,外国企业(联盟)及其政府必然会加以反对和阻挠,信息技术领域中的高技术标准争端不可避免。迄今为止,最能反映中美高技术争端特点和本质、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争端、中美集成电路增值税(VAT)争端和中美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争端。美国为了确保自己在高技术上持续的领导地位,建立起了全面、复杂的单边和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从冷战至今,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先后经历了冷战前期全面禁运、冷战后期逐渐放松、冷战结束后以严为主的三个发展阶段。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具有高度的政治关联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不合理性和工具性、内部不协调等特点。美国长期对中国出口管制不但削弱了中国经济和国防发展的技术基础、增加了中国从第三国的引进成本、减少了中国相关企业收入,而且也使美国丧失了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相对削弱了高技术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扩大了对华高技术产品逆差。同时,美国长期对中国出口管制,也是对WTO协定有关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降低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破坏了自由贸易体制的健康运行。对美国而言,其对中国出口管制的正面效果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出口管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矛盾、政府与军工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遭受破坏、出口管制多边合作面临困境、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成果显著、主张放松管制的高技术利益集团政治游说影响增大等诸多因素起了较大的制约作用。为了突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内,中国应该一如既往地把自主创新作为获得高技术武器和两用物品的主要手段;对外,一要充分发挥与中国有经贸往来的美国高技术企业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二要分化瓦解美欧出口管制同盟,争取欧盟对华军售早日解禁。集成电路产业是现代国防和信息社会的基础,因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由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初创和成长呈现出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密集度等特点,单纯依靠比较优势理论是不可能获得竞争优势的,其竞争优势大都来自政府人为创造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优势。2000-2002年,中国政府实施了集成电路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低端芯片价格上涨,出口量下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包括美资在内的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直接提高了中国芯片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而美国却面临逐渐丧失芯片制造基地的危险。美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芯片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动摇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军事中的优势地位。经双方谈判,中国政府废除了集成电路增值税优惠政策。放弃这一政策有三个原因:该政策确实在一些方面与WTO规则不协调;中国本土企业从该政策中受益相当有限;这一内销导向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与出口导向的退税政策存在矛盾,从而使该政策的基本目标——满足国内需求——大打折扣。在高技术领域,技术标准已经成为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和获取竞争利益的主要工具。中国多项高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标准或者成为国际标准提案与发达国家的同类标准产生了利益冲突。2003-2006年,中美之间产生了关于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争端。在美国企业联盟的强烈抵制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下,WAPI作为国家强制标准被迫取消,并在冲击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最终失利。在WAPI问题上,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WAPI的技术是否先进、WAPI被强制执行是否违背WTO相关协定、WAPI制定和实施的程序是否正当等三个问题上。除了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外,中国之所以在WAPI争端中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WAPI强制实施影响了国内外消费者和相关企业的利益。所以,利益平衡与协调是这次争端中中国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应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应该走新技术国家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政府主导下的自由竞争和开放的技术发展道路。目前,在某些民用高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和较弱的竞争性,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此,中国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建立更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调整外贸和外资政策、推动研发国际合作、遵守国际协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尽管中美之间存在高技术合作的空间,但是,相对而言,合作空间是比较小的。一方面,美国国会和政府奉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和高技术贸易保护政策,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另一方面,中美高技术合作是一种不对称的、非核心技术的合作,中国也不愿意充当一个永久的高技术跟随者角色。所以,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在满足国内需要的前提下加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在WTO框架约束下制定和实施产业支持政策、在美国内部和外部建立广泛利益联盟、更多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两国争端、防止美国滥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本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选题相对重要、针对性强、已有研究不多。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长足进步,以及中国对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高技术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高技术争端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中国与西方的高技术争端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由于在所有的中国与西方的高技术争端中,中美高技术争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及中美高技术争端对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影响的全面性,所以作者选择了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课题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少。第二,使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方法,提高了中美高技术争端的解释力。针对高技术这一国家战略资源的特殊性,论文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与政治互动的分析方法对中美高技术争端进行分析,这样,对争端的原因、双方博弈策略的解释就比较全面和合乎实际,对策建议也比较合理可行,避免了仅从单一角度理解和应对中美争端的片面性。第三,论文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出口管制争端部分,作者发现,其一,对美国而言,它对中国高技术封锁的效果是不佳的,其局限性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与本国企业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国之间传统的利益补偿和协调机制正在遭受破坏,因此,中国从外部突破美国的高技术封锁是可能的;其二,美国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对自由贸易体制的健康运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集成电路增值税争端部分,作者发现,美国控告中国的主要目的,除了要扩大对中国一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外,还要消除中国境内包括美资在内的所有高技术领域的外资企业从增值税优惠中得到的利益,以减少外资企业对中国进行高技术投资。这样对美国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减少了直接投资向中国转移高技术,二是可以把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芯片制造基地留在国内。除此之外,作者还发现,中国出口导向的退税政策与内销导向的增值税减让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从而使增值税减让政策的基本目标——满足国内需求——大打折扣。在无线局域网技术标准争端部分,作者认为,中国在与美国博弈的最后时刻作出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标准带来的利益分配影响了多数人或集团(中国消费者、中国电信运营商、英特尔为代表的外国公司)的利益。这样,WAPI标准强制执行的理由不充分。在本论文的对策部分,作者修改了已有学者关于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技术全球主义的概念,提出中国突破美国技术封锁的正确道路是新技术国家主义,并赋予了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