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秩序重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三代之治”,而“取法三代”的实质就是要复兴王道,这与儒学重建的目标是一致的。所谓“王道”,即指上古三代的先王之道。因为三代“圣王”本身就是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合一,所以“王道”包含了“尊王”与“崇道”两个方面的意蕴,也表达了儒家“圣王合一”的理想。这种理想虽然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在宋儒心目中却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胡安国《春秋传》蕴涵丰富的王道思想,是宋代《春秋》学的突出代表。“尊王”是《春秋》学的传统,《胡传》的“尊王大义”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为这个传统之流注入新的水源。胡安国为宋代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服务,阐发了“《春秋》尊君抑臣”、“尊天子抑制诸侯”的经义。《胡传》尊王之义的背后,是宋儒重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秩序的愿望。宋初为了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各种政治势力的防范措施,被后代帝王尊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胡安国《春秋传》对“祖宗之法”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主张“兵权不可假人”;要求防范宗室、外戚、后宫干政乱政;提倡人臣崇尚“忠义气节”。归结为一点,还是为了“尊王”,为了维护皇权与中央集权。胡安国虽然“尊王”,但并不主张“绝对君权”。他希冀君主秉持“天地之性”,成为“圣王合一”式的理想统治者,这就是其“崇道”的最终目的。但“三代”以后的现实政治与王道理想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差距,“道体”脱离了“政统”,由儒家圣贤代代相传。继承圣人之道的历代儒者都致力于寻求制约君权的思想武器。胡安国的“崇道”思想是对传统天命论、灾异论等制约君权思想的“扬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啖赵学派的“举王纲、正君则”大义也对《胡传》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崇道”,宋代理学构筑了“道统”谱系,胡安国虽未提出“道统”理论,但仍具“道统”意识。在传统政体下,批评君主毕竟是以下犯上的“违礼”行为,与“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相冲突。为了走出这个困境,胡安国提出了“圣人以天自处”说,认为圣人“是天理之所在”,有资格贬黜天子,而传承了“圣人之道”的宋儒包括胡氏本人也就有资格批评君主。因此,胡氏的《春秋传》和《时政论》都充满了对君主和时政的讥贬之词。批评天子、针砭时政就是其“崇道”思想的具体表现。《胡传》的“崇道”之义充分体现了宋儒“以道事君”、“以道制君”的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意识。“王道”是“尊王”与“崇道”的结合,体现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和谐统一、“神圣位置”与崇高品质的完美结合。这就是传统儒家梦寐以求的理想政治。宋儒复兴王道的理想在《胡传》中得到全面反映。胡安国的政治理想既受宋儒集体意识的影响,又汇入这种集体意识之流中,并使宋儒的王道理想显得更加丰满、更有历史感。胡安国王道理想的终极依据是与“天理”同一的“元”,其价值取向体现在王霸义利之辨,而王道的“实现途径”则在于“天下为公”。胡安国的王道理想还表现在他对理想君臣关系与“为治之体”的期待。《春秋传》发展了传统的“君臣一体”论,认为“卿大夫”是“国君之陪贰”,提出人臣与天子“共天位治天职”的主张。这种思想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文化的表现。“王道”政治不仅是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描述,也是对实现理想政治的整套治国方式的概括。作为治国模式,“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仁政和以礼为治的德治。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民本”思潮格外活跃。“民本”与“王道”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胡传》认为,王道政治的立国理念是“国以民为本”,其治民原则在于“使民以时”、“不竭民力”;而“王道”的为政境界则是“与民同忧乐”。“王道”秩序归根到底是一种“礼治”秩序。礼与天理、王道是一条可以互相诠释的概念链条,彼此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胡安国在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礼学观指导下,阐发了《春秋》的“礼治”思想,并将其与“王者之道”联系起来。胡安国把君主的身心休养和政事活动都纳入到礼的限制和规范之中,对君主提出了“以礼制心”、“以礼守身”、“以礼治家”、“以礼为国”等“礼治”要求,而这个“以礼为治”的次序反映了宋代理学所主张的经由“内圣”工夫而实现“外王”事功的途径,也是人主成就“圣王”事业的王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