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能精通本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要求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国家公民。通识教育作为现代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目的就是改变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人格发展不健全的专才教育的现状。通识教育课程是通识教育的重要载体从课程入手对我国的通识教育实践在长时段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有助于真正理解我国的通识教育实践的实际状况,为通识教育的发展寻找更多的视角与途径。目前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就课程论课程,往往忽视了潜藏于课程背后导致课程不能达到预设课程目标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从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机制的背后入手,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大学教育中通识教育场域内的复杂关系。试图跳出单纯的教育思维站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用社会性的思维来分析教育问题,希冀可以拓宽通识教育的研究视角,促进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中的发展。研究者以S师范大学三十多年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发展历程为对象,从课程设置涉及的主体入手剖析其课程设置的“机密”。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研究缘起,基于个人的求学经历和当下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入手论述了研究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释了研究的意义；二是研究现状,从通识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两个角度多个方面阐述了其研究现状；三是概念界定,分别界定了本研究中的通识教育的含义,通识教育课程以及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机制的含义；四是研究设计,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资料的搜集与处理。第二部分论述了关系网络中的通识教育课程。从通识教育实施的现实起点与布迪厄的关系思维出发：学校紧跟时代的发展、院系提升学术地位、学生寻找合适的工作。各个主体在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中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推进了在大学教育场域内通识教育的兴起。第三部分梳理论述了S师范大学1977年到2000年之间以国家意志为主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历程。论述不同院系的四个专业二十多年的课程发展,经历了重建时期,稳定上升时期,曲折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时期,并对这一阶段进行了剖析。在重建时期的课程计划,课程结构变化较大；稳定上升时期,课程结构的设置开始出现多样化,课程的设置不仅考虑到国家政府要求,也开始受到市场的影响；在曲折发展的时期,各专业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各专业模块内部状况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课程设置结构课程设置处于大调整,大改变的阶段。变化背后的原因在于主体开始多样化了。政府进行调整与转换,市场开始不断地崛起,学校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人才评价标准的缝隙中,拓殖着自己可以调控的部分。在国家意志为主的这一时期,课程设置呈现出领导与被领导的政府包办的倾向,市场的资本弱小不足以与政府抗衡,学校是政府的“婢女”话语权丧失。第四部分论述了学术主导的2001年到2013年这一阶段的课程设置的发展。经历了学校获得自主权之后的调整阶段和学校采取行动的激昂到偃息阶段。在调整阶段,课程设置的变化集中于课程内部各模块之间的调整,在这一阶段各专业通识教育模块的学分与百分比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改变的背后是行动主体的变化与调整,政府开始转向隐匿,市场大学课程设置的影响更深远,学校在这一阶段的自主权开始完全确立,课程设置结构上也呈现出新的体系,院系与学生开始崭露头角。在激昂到偃息阶段,整体呈现出通识教育模块在开始阶段学分比重都很高,发展到后来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此阶段所有的主体都开始参与到课程设置的场域中来：政府隐匿,市场对于课程在显性与隐性上都提出要求并做出了影响。学校在这一时期的自主权完全得以实施,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将其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之中。院系在这一阶段参与到课程设置中并成为了课程实施的主体在实践层面拥有了“话语权”,不同院系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态度同中有异。学生在这一阶段成为了显性的但依旧是弱势的主体。对这一阶段进行剖析,主体的增多,导致通识课程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发展“步步为艰”,政府、市场、学校、院系以及学生都成为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的力量。第五部分主要从关系思维出发基于场域、资本理论对S师范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回顾中指出,主体关系的演变和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主体数量关系的变化,新增主体,弱势主体的存在这些导致了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命运多舛”。展望中,对行动主体的位置、关系进行的论述,以期促进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机制的关系网络不断完善,增强其目标性与指向、形成课程设置的主线、促进其常态运行,完善课程设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