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刑事领域呈现出犯罪圈扩大、轻罪案件数量增长的新态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诉讼程序的系统性影响更加显著。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量刑减让,更体现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与繁简分流的有机融合。以是否认罪为标准实现案件分流,是第一审程序多元化改革取得的重大进展。然而,诉讼程序的多元化同样是第二审程序改革的内在要求。当前,速裁程序的推行大大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但是并非所有的速裁案件均能够得到一次性解决。我国无差别适用无因型、权利型上诉制度,导致一审适用速裁程序的上诉案件同样面临漫长的二审程序,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基于此,为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良好运行,需要构建与速裁案件相适应的上诉制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上诉异化现象,学界围绕速裁案件的上诉制度改革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恰恰表明,我国尚缺乏对上诉制度自身的深入研究。通过比较法上的观察,本文将刑事上诉划分为权利上诉与裁量上诉两种模式,进而论证以下命题:“上诉不是一种必然的权利,有上诉需求不一定必须提供上诉救济;上诉制度的设计必须着眼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两种上诉模式均表明:无诉的利益,便无上诉权利;即使具有诉的利益,也不一定必然有上诉的权利。一方面,诉的利益是两种诉讼模式的共同内在机理。在我国,基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性质差异,关于诉的利益的讨论集中于民事诉讼领域。而今,在刑事司法实践动态与制度革新的背景下,有必要将诉益理论引入刑事上诉制度改革,并对其内涵和适用作出新的阐释。另一方面,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多元诉讼程序,应当突破“有需求必有救济”的传统权利观,对于上诉权的权利属性作出新观察、达成新共识,为上诉制度改革提供法理依据。上诉许可制作为裁量上诉模式中的典型形态,充分体现了对上诉利益有无及轻重的衡量,能够与我国的上诉制度改革相适应。因此,本文主张推动速裁案件从权利上诉向许可上诉转型,同时建立控辩审三方协同的配套制度。制度重构的核心,在于构建一套适合于速裁案件的上诉利益评价体系,并借助上诉理由的具体化、类型化,探索上诉利益审查的具体路径。本文基于司法规范与实践,将速裁案件被告人的上诉利益分为程序性与实体性两类,后者分为定罪利益、量刑利益两种,进而依据一定的审查原则,确定了三个层次的审查逻辑:首先剔除必然不具备上诉利益的情形,其次明确必然具有上诉利益、应当进入二审的情形,最后针对值得裁量的部分展开更丰富的探讨。由此,以上诉利益为指标,重塑速裁案件的上诉制度,树立科学的上诉观,是推动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稳运行、回应诉讼程序多元化改革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促进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平衡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