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问题—应对”的研究视角下,着重考察唐代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应对之策。我们以唐代折变问题、逃税问题、漕政弊病、运河水道、军粮供给和贫富分化作为本文研究专题,通过对上述五个专题的研究,重点分析唐代财政经济领域的政府政策及其得失。同时,挖掘中国古代政府管理财政经济的规律性内涵,为当代财经管理和政府改革提供经验教训,具有一定实际意义。在唐代税役征发过程中,折变现象十分常见。唐代折变主要包括租的折变、调的折变、地税折变、户税折变、榷税折变、劳役折变等九个种类,并有以物折物、以钱折物、以物折钱、以物折役、以钱折役、以役折税六种方式。予以全面辩证考察,可发现唐代折变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障政府财政收益甚至能惠及普通民众等利好。当然,它也具有自身的制度缺陷和执行过程中的多种弊端,给唐代民众生产生活造成沉重负担。鉴于折变的重要意义及其存在多种弊端,唐政府十分重视折变的管理。在折变管理机制方面,唐政府既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又组织复杂的监督体系,还制定细密的管理制度,并且强化折变价格、折变物资和折变原则的管理,有力地保证了政府对折变过程和结果的控制。然而,在折变事务的具体管理上,相关制度却又弊端丛生,致使折变成为苛剥民众之工具,暴露出中国古代专制政府管理制度必然产生的各种缺陷和弊端。唐前期,均田农民、权贵豪富以及寺观僧道大肆逃税,严重侵蚀政府财政收入。针对这一问题,唐政府强化户籍控制、催征逃户税额,打击权贵豪富“相冒合户”、“别籍异财”、“官商勾结”,严控度僧权、设立僧道籍、沙汰伪滥僧尼,采取了数种治理逃税的对策。综合来看,政府治逃行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未持久,逃税问题依旧严重。农民田产占有难获保障导致的纳税能力低,摊征等治逃政策自身的弊病,政府财税管理的制度困境和寺观僧道免税特权的保留是治逃对策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建中初年,德宗推行两税新法,取得重新规范税制、增加赋税收入的积极成效。但是两税新制存在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问题,加之唐前期财税管理中的弊病并未得到根除,以致唐后期的逃税问题依旧层出不穷,逃税方式愈加多样。唐政府在制度调整、吏治惩清等诸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但两税定额管理的制度缺陷以及政府税额至上的应对思想,决定了唐后期政府治逃政策难以彻底奏效。唐代时期,漕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在漕运物资转输过程中,却存在运速慢、损耗多、运费高等漕弊,不仅影响京师长安的物资补给,且加重沿运百姓的负担。更关键的是,其所引发的漕政危机,直接侵损了政府的财政收益。因此,唐代君臣屡次整饬漕运政务,采取了许多对策和举措,如建置漕仓、实行转搬运法、开展漕政改革等。但是漕弊的产生是漕运制度自身缺陷和执行弊端双重因素所致,所以唐代漕弊治理不断遇到新的困境,唐末,漕政最终陷入全面危机。受诸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影响,唐代运河水道时常面临河道淤塞、水位低浅等问题,严重影响漕运船只便捷通行。为保障运河水道畅通易行,唐政府在运河的主干道和支流水系组织大量的堤、堰、坝、闸等运河工程。从工程内容看,唐代治河工程包括河道工程、清淤工程与保水工程。从工程管理而言,运河工程管理体系完备,经费来源有节,役夫征派有制。但不可否认是,唐代以漕运为先的运河治理工程,亦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比如运河工程实施加重沿运地区百姓赋役负担,又如运河工程导致沿运农业生产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唐代国内外战争较为频繁,常备兵额较多,军粮开支浩大,加之运输不力及将领克扣舞弊,经常出现供给乏力的问题,如何保障军粮有效供给成为一道难题。首先,政府采用多样方式筹集军粮,如税租转运、屯田养兵、和籴军粮、漕运军粮、入粟助军等。其次,积极修整运输道路及工具,并不断完善运输组织。再次,大量设置供军使职及使院,加强对军粮事务的专门管理。对于将领克扣军粮等营私舞弊行径,亦予以严格惩处。上述举措有效保障了唐代士兵的军粮供给。但是,部分对策亦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如边防屯田效益较低,易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是唐代社会中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寸土之地；另一方面,富者生活奢华、纵欲享受,贫者却衣食如牛马,甚至破产流亡、成为佃客。富者何以富与贫者何以贫,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总体来看,唐代贵富官商等上层群体,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兼并田产、经营工商业,欺压苛剥普通百姓,疯狂聚敛财富,导致富者愈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利润低,加之天灾人祸、赋役繁重、政治腐败、豪富欺凌等外在侵扰,广大农民丧地失田、生活贫困,贫富两极分化日渐严重。面对严峻的贫富分化形势,唐政府试图通过调整田产占有、均平税役负担、救济贫弱民众等举措,控制贫富两极分化态势的发展。但是,由于调控方式的局限与制度层面的痼疾,历项举措皆无法取得长效,并未能阻止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与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最终唐王朝走向崩溃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