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都市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在并将持续推动其内部乡村地域功能的转型和空间的重构。乡村由此成为一个多主体、多功能、异质化、混杂性的空间,其作为农业生产空间和农村居民生活空间的属性日益减弱,作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明显增强,呈现出转型为西方学界所称的“后生产性空间”、“消费乡村”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城市资本大量进入乡村地域,投资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第二住宅”等产业或项目,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空间的消费转向,推动了新的消费空间类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出现。其不同于以乡村居民为消费主体的传统的乡村消费空间,主要面向都市居民,提供自身内蕴或展演出的“乡村性”作为消费对象,以满足乡村旅游者、城市迁居群体等多主体对乡村景观、生活方式和乡土气息等要素的想象和期望为建构逻辑,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发展导向。本文以“乡村性”消费空间为研究对象,以资本下乡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以典型的大都市地区——西安都市圈为研究样区,探讨资本下乡影响下的“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过程及效应。首先,根据空间生产主体及资本介入程度的不同,对西安都市圈的“乡村性”消费空间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资本主导型、资本嵌入型与自生发展型3类,重点对有资本参与的前2类“乡村性”消费空间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对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整体格局的变化进行探测,全面反映资本下乡在西安都市圈层面引发的空间效应。其次,分别选取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和上王村为资本主导型和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典型个案,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其的形成和演变;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及各类分析图件,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2个方面刻画下乡资本在微观层面引发的空间效应。最后,分尺度、分类型提出应对大都市地区“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趋势的规划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在2010年后快速增多,城市资本参与其生产和再生产的程度自2013年起明显加深。整体而言,其数量及结构的变化趋势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尤其与鼓励资本下乡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受下乡资本的影响,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增加,对资源和交通干道的依赖性减弱;“乡村性”消费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增强、“北扩”趋势明显,并因此在北部黄土台塬地区形成了继秦岭北麓地区之后的第二个高密度分布区。(3)资本主导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生产遵循刺激、诱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就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案例而言,其物质空间的生产,突出表现为对“线型”商业空间界面长度的追求,对景观及建筑细部的持续更新,以及在关中地域文化基础上对自身品牌文化的形塑;社会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变换下周边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本地化”,资本方对商户和打工者行为模式的规训,以及“霸道”管理制度和“游客至上”经营理念的严格遵守。(4)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生产是多主体及其空间实践互动与混杂影响下的动态再生产过程,其建构逻辑复杂且目标多元。就上王村案例而言,其物质空间的生产,突出表现为资本介入后新空间功能和形态的出现,本土文化以外的徽派建筑文化等的植入和多元文化的混合及商品化,以及行政权力的强约束作用;社会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村落共同体解体加速,村规民约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并存。(5)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整体格局的优化应以“南控、中优、西进、东拓”为战略方向。资本主导型和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发展既需要外来资本迅速明确自身定位并完善管理制度,也需要村集体或管理机构及时提升自身的空间治理能力,还需要不同空间生产主体加强互动和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