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流行与传播，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方向和精神渴望。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和文化现象，摇滚乐早已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西方的舶来品，一度成为了我国媒体的报道“禁区”。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摇滚乐开始出现在受众的视野里，作为青年亚文化，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一直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影响，这一传播现象需要我们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借助于文化认同理论、文化工业理论、青年亚文化等理论进行思考和研究。　　1986年，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打开了中国摇滚乐的大门，那时的人们“谈摇色变”，面对摇滚乐，大众媒介也选择了集体失声，似乎这种外来文化有着可以撼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便是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提出的“抵抗”，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是由于工人阶级青年群体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颠覆，从而反抗主流社会文化的一种方式。然而随着社会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摇滚乐历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和音乐风格后，摇滚乐从一种他者文化转变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如果说摇滚乐在中国的流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摇滚乐的收编，中国摇滚乐自身也在经历着抵抗与收编的轮回。　　在我国，摇滚乐从诞生之初便延续了西方摇滚乐的“抵抗性”。当人们谈论摇滚文化的反叛时，通常把反抗的客体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达了支配文化的意愿，它占“支配地位”并规定大众文化的价值，或隐或现地主导着人们对文化的区分和接受。摇滚文化追随者十分准确的意识到这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作为亚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编是指支配文化对亚文化重新界定，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对亚文化进行柔性整合的过程。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加，这一研究对探索我国大众媒介与中国摇滚乐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结合中国摇滚乐的发展现状对个案和群体进行了田野调查后，研究发现了我国大众媒介对摇滚乐的两种收编方式：第一，媒介资源匮乏时，大众媒介选择忽略摇滚乐的信息；但在媒介发达时代，大众媒介通过贴标签、抹黑等方式制造道德恐慌以及使摇滚乐回归平凡化，抹杀了摇滚乐的真实本质。第二，在日渐成熟的市场体制下，将形成一个“亚文化产业链”，产业化之后的摇滚乐成为了时尚,文化工业时代也促使摇滚乐从反叛风格像消费风格的转向。　　但是现实中亚文化主体在市场和生产中的兴趣及主动性是不可忽视的，摇滚文化“独特的抵抗风格”作为“亚文化资本”成为了谋生和获益的手段，当旧有的亚文化群体被收编，新的亚文化群体便会涌现，亚文化与支配文化、商业化不断进行着抵抗与收编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