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文论的形成在于不同体系的交替建构，中国诗学的传统则是历代文论家对于中心话语的不断增补及扩展。其中对于中心话语的界定，有人认为是道、气、风骨、韵味、意境等等核心概念，亦有人认为是清、自然、冲淡、浑厚、典雅等等审美范畴，但也不妨视为情与法、道与文、文与质、因与革等等对立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明代文坛以及屠隆(1542-1605)自身的使用情况，选择了其中的情与法、因与革，以此作为连缀屠隆文学思想的脉络，并以此探论其对中国诗学的补益之功。　　 第一章从情法之论的角度探讨屠隆的文学思想。屠隆的使用“性灵”虽然多用于学道、修身、养性的语境，虽然在从儒家的传统范畴向释道的心性概念的转换过程中逐渐剔除情感因素，最终进入哲学与宗教的领域，但他在情与法的问题上坚持“模古欲法，自铸欲心”的调和之论，并从追求自适的人生观出发走向了“适者为美”的审美判断。　　 第二章则试图在中国古代文学因革流变的过程中厘定屠隆的历史地位。当祖述典型的文化传统遭遇一个以复古为风尚的时代，屠隆好古但也坚持“以时出之”，坚持“程古”+“自得”的调和模式。这种调和模式不仅针对“以通经学古为时文之蠹”的时弊，也针对李、何诸人的救弊之举，时代的现状决定了屠隆的文论取向与格局，他所规划的中庸之道正是那个时代最正确的选择。　　 第三章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考察屠隆的学术思想及其对文论的影响。本文指出，屠隆作为一个“力图不偏不倚地面对文坛争执的诗论家”，其允执阙中的文论正与其会通三教的宽闳的学术基础紧密相连：从情法之间的左顾右盼，到因与革的矛盾与妥协，寻求中庸之道的努力一以贯之。三教合一的思想不仅影响其具体的文学观念及论诗方式，还影响其思维方式，使他走上破执任性的无忌惮之路。不仅直接催生了屠隆的三部传奇，也最终造成了这三部传奇整体思想及艺术成就的平庸。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探讨，本文认为，屠隆文论的价值在于其执中兼融的取向：在诗文理论中提倡“模古欲法，自铸欲心”，在戏曲创作中要求“雅俗并陈，意调双美”，在一个矫激的时代，力图走出躁竞与偏执的历史氛围与言论环境，返回文学的正常情境，即在诗法与性情、复古与革新之间谋求一种调和。明代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历史语境也成全了屠隆，前后七子以及之后的公安竞陵诸人，他们以其自身的偏颇凸显出调和之论的可贵，以其不同程度的改悔与修补证实了真正的文学之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舍弃，而是一种兼有的中庸之道。虽然这种中庸并不一定比文学史上其他的平衡更高明，而且还由于与已有的理论建树面目相似，既不足以“接着说”，也不足以“自己说”，但这是一个终结性的整合，上足以涵盖几千年之传统，下足以指明未来文学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