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治国是宋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色。在宋代最高统治者“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士被大量地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并在宋代政治结构中形成了一股中坚力量,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同时,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具有“学者—官员”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传统,以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以致君尧舜、回归三代为最高政治理想,并积极地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分时段进行研究,将北宋历史分为宋初时期、仁宗时期、英宗和神宗时期、北宋后期四个阶段,并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考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活动。从唐末到宋初,士大夫的社会身份更加“平民化”,与此同时,士大夫“学者—官员”的二重角色也经历了一个整合的过程。北宋建立之后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士大夫的文化角色也得到重振,由“吏能型”重新走向“文治型”,实现了本色回归。在唐宋儒学变革的大背景下,宋初士大夫接续起了中唐以来振兴儒学的重任,弘扬儒道、尊崇儒术。宋初士大夫致君泽民的政治理想又被重新唤醒,“行道”的意识复兴了。仁宗时期,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都走向了成熟。一方面,士大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朝廷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致君尧舜”已经成为士大夫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台谏制度也在仁宗时候得到了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君主、中书和台谏相互制约的“共治”政治架构。北宋士大夫在仁宗时期也开始由“行道”的观念走向“行道”的实践。在科举教育方面,士大夫们兴办学校,并推动科举考试的改革。与古文运动相呼应,士大夫们要求改变之前重诗赋的情况而改为重策论,在经典学习上引导士子变记诵为探求经义,以此来培养能够“行道”的“士君子”。此外,实现三代之治是士大夫们共有的政治理想,士大夫们高举“大中”原则,兼取三代之制和汉唐故事作为施政准则。在学术发展的影响下,李觏和范仲淹以《周礼》为依据提出社会政治改革主张。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士大夫们为“行道”而联合,以“君子”自居并对“小人”的斗争也引发了仁宗时期的党争。神宗时期,改革的需要为士大夫们的行道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实现了其“致君尧舜”的理想；而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新法,也是他们希望行道致君的表现。士大夫们的活动也体现出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义理”之学深入到“濮议”之争,王安石通过义理之学阐发圣人之道,以“法圣人之意”为旗帜,借助对经典的重新诠释,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通过经筵讲学影响神宗推动变法,同时变法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也在学术领域展开。以“一道德”为目标的对科举改革废除诗赋而以经义取士,“三舍法”将教育与取士直接结合起来,这既是对仁宗时期改革的推进,也构成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英、神两朝,士大夫的内部关系也更加复杂。“濮议”之争加剧了台谏和中书的矛盾,王安石变法期间对反对派进行打击,党争也随之加剧。哲宗即位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新法反对派上台执政,以废除新法为施政目标,并注重对君主心术的陶冶培养。从哲宗以后的情况来看,之前士大夫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无论是从表达上还是从行动上都日趋减弱。对先王之道的讲求,演变为对神宗和“国是”的维护；实现三代之治的追求,变成了在“新法”和“旧法”之间的摇摆。士大夫之间因政见分歧而导致的矛盾,被私人恩怨和报复所取代。北宋士大夫致君泽民的理想,也因此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