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制度变迁研究对行动者作用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行动者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逐渐得到论证。但是在实际分析中,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及其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仍然有待明确。本文以国际安全治理为经验研究对象,考察政策主体通过外交政策推动联盟变迁的行为逻辑,进而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运用（外交）政策手段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策主体会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下,政策主体如何影响和推动制度（联盟）的变迁?为解答上述问题,文章以政策学习为切入点,尝试解析制度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作用。文章首先选择詹姆斯·马洪尼和凯瑟琳·瑟伦建立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政策环境通常作为客观条件限制政策主体推动目标制度变迁的策略空间。这一变量同时包括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目标联盟凝聚力两个维度,前者决定政策主体在政策运行中受到的抑制程度,后者决定政策主体能够对目标制度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加入了政策学习能力作为第二个解释变量,这一变量作为主观因素限制着政策主体的政策学习过程。政策学习能力包含决策体制以及精英凝聚力两个具体维度,决策体制决定政策的灵活性,精英凝聚力则决定政策的稳定性。此外,借助政策学习理论以及组织研究中的组织学习理论,本文建立起政策学习与调适机制,用以解释政策的变化。通过过程追踪法、系统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本文对魏玛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20世纪初的美国与英日同盟,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威廉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等六个具体案例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第一,政策环境通常形塑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策略空间,这一因素的影响受到政策学习能力的抑制;第二,政策学习能力是政策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影响政策调适的效果;第三,政策主体通过学习与调适不断调整自身的政策,这引发了政策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首先,改善了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问题时忽视外部能动性的问题;其次,补充了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条件;最后,明确了政策学习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