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设经济特区、开放沿海经济区到积极寻求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践行,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在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带来的众多影响之中,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而现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贸易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或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于社会福利效应分配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还知之甚少。探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未来的贸易开放、人才培养、技能结构的调整等等具有现实意义,还可以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参考和借鉴。本文从人力资本流量和存量两个角度考虑人力资本积累,以基于产出和投入计算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代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14年的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文章分为理论与实证两大部分,分别以理论机制模型和实证两个方式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其中,理论模型是从Li（2018）将教育年限引入了Costinot et al.（2012）的多生产要素模型出发,将教育年限引入具有行业异质性、中间品贸易和部门联系三个特点的CP模型;理论机制分为劳动力收入份额、劳动力技能结构和技术进步三个渠道;实证部分则包含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处理和异质性分析几个方面,以此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稳健结果,并从多角度分析这一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2001-2014年的样本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负向的。且这一负效应出现在高中之后的教育阶段,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还是家庭对于教育的投资都显示出对于高中教育的重视。且在高中之后的教育阶段,显示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大学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负效应大于研究生阶段人力资本积累的负效应。第二,在异质性分析环节,我们发现劳动力相比于普通教育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于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对于低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对于高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更小的负向影响;中国更多地是以制造业的身份参与到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中去的等结论。第三,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理论机制得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是可以通过劳动力收入份额、劳动力技能结构和技术进步三个渠道进行解释的。根据实证得出的结果,针对2001-2014年样本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即中国应抓住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机遇,通过培养高端人力资本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对于这一选题,本文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