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信息网络社会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人们不再是一座座孤岛,网络将万事万物联结起来。“醒时,我们共处一个世界,睡去,人们进入各自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生存与发展中的个体能将自己置身于信息社会之外。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相处模式,同时也对个人信息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如火如荼发展的信息技术,无序状态下的信息共享与传播是个人信息危机的症结所在。震惊世界的棱镜门事件、Facebook信息泄漏丑闻等将信息治理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黑箱社会透明化成为未来信息社会的普世愿景。自由市场和科技进步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和途径,互联网企业和金融公司肆无忌惮地争夺市场份额,聚敛了海量个人信息,大到信息主体的寻医就诊、地理位置,小到消费者的浏览记录、购物消费,无一不对人们的生活和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是利益衡量实现的调节器,世界各国在不断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并完善监督和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加速《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进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互联网浪潮持续推进,信息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值《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之际,法律出台固然重要,但综合性法律规范如何真正落地,更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需重点关注的方向。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个人信息治理起步较晚,文化背景、立法传统、信息产业发展状况等方面与欧美国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在经验移植上必须摒弃削足适履、生搬硬套的借鉴模式,充分尊重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宜法律发展的个人信息治理途径。本文拟从深刻剖析传统信息保护路径存在的问题入手,依据“卡梅-框架”的理论架构,探索个人信息“规则组合”立法设计,论证“卡梅-框架”适用于信息治理的合理性,并完善个人信息协同治理路径,希冀为个人信息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个人信息协同治理以政府为牵头主体,以内部治理为目标,明确信息处理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要求个人信息的公-私法治理双路并进,实现内在激励与外在要求相容、多元信息主体参与与互动,进而达到个人信息共享与控制的双赢结果。本文从公法的层面研究个人信息治理的规范方式,但并不局限于公法性质的规范,最大限度的探讨多主体协同规范下的个人信息治理,并结合我国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解决好个人信息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为最终目标,以求教于大方。因此经过上述论证,笔者认为我国应构建个人信息协同治理的三维机制:法律维度强调主体权利和监管救济双管齐下,社会治理维度保证法治和自治相统一,信息产业维度力争制度设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跨越传统的“权利-义务”思维定式倾向,构建符合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利益的个人信息生命全周期协同治理体系,实现以人为本、共享与控制平衡的信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