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诞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西方,在整个人文科体系中出现得比较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反思思潮席卷整个西方思想界,人类学遭到全面的冲洗,传统人类学家追求的科学、客观、准确的现实主义民族志遭到质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民族志书写模式在“写文化”的论争中再一次被推出,传统的研究对象和表述方式使其深陷研究的泥沼,有的学者提出了民族志的虚构性,“写文化”论争对民族志文本的创作和修辞的关注更是极大地削弱传统民族志的权威模式,人类学家也从社会整体的理论建构转而强调对自我情感和个体观念的探究。国内文学人类学家潘年英将文学的表现手法贯穿于其人类学的表述中,运用人类学小说、田野调查报告、人类学笔记等多种文体形式和动人的抒情笔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黔东南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消逝的担忧,提出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对文学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加以论述,通过对文学人类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潘年英创作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描述、对潘年英文学人类学系列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潘年英富有民族色彩的叙事内容和多样的文学人类学书写形式,探讨其植根本土传统、追求文化自觉的创作价值。通过对黔东南侗苗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解读,探析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文化观和独特民族审美体验,阐释作家创作对本土文化的追求和对文化自觉的呼吁,分析作家对边缘族群生存境遇的关注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潘年英的人类学创作不仅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为黔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