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和流变两方面对北宋文人俗词进行探讨。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有意倡导，宋代歌舞享乐之风大大兴盛，词的创作也随之繁荣。当时词的演唱环境有四类：朝廷官署集会、私家宴会、妓馆酒楼茶肆和瓦市。由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喜爱，在后两种场合中，俗词大量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被雅词统治的前两种场合。俗词的创作者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民间艺人，他们或自制或改编前代文人作品，形成了民间俗词。受此风气影响，一些中下层文人也开始涉足俗词创作，是以形成了文人俗词。 语言风格明白通俗、浅近鄙俚是北宋文人俗词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至少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由于士大夫与禅宗联系全面加强，发轫于中晚唐的援佛理道义入词的传统在北宋得到了延续，兼之众多精熟禅理的文人涉笔俗词，文人在创作禅理词时喜用的援引俚言俗语的习惯被借用到俗词创作中来。其二，文人俗词的创作者大多长期担任地方官吏，一般与民间较为接近，因此吸收北宋市井间通行的民间俚语亦是他们创作俗词的重要手段。 北宋文人俗词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词风确立期、创作高潮期、雅化期。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柳永。作为北宋文人俗词词风的确立者，柳永的作品成为北宋词坛雅俗之争的焦点，除了他是始作俑者之外，他对词创作的投入及其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要求的生活方式不合于正统价值观也是造成他长期陆沉于下僚的重要原因。柳永的创作与作曲、演唱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是商业文化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他的词对妓女的赞美集中在“色”、“艺”两个方面，并往往露骨地暗示妓女身价甚高，同时他一反五代词风，引女性实名入词，这些都说明其词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品质。受这种商业性支配，柳词形成了两种固定模式：男女恋情模式与男女恋情基础上的羁旅情怀模式。前者多为汴京的普通市民而作，是以语言以白话为主，而以两性关系为基本创作素材。后者则多为外地来京的商人与游学的士子而作，由于士子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柳永羁旅情词总体格调较恋情词为高。 北宋文人俗词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黄庭坚、晁端礼、秦观。他们的创作主要吸收当时民间的俚俗词风而成，最明显的特点是语言和情调的极端俚俗化；第二大特点是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并往往择取中心事件加以发挥，从而加强了词的故事性因素。 文人俗词发展到黄庭坚、晁端礼、秦观这一阶段已走向了极端俚俗化，至元丰年间，周邦彦才对此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拨。作为北宋文人词的集大成者，周词的雅化倾向很明显，除了对技巧格律的精心锤炼外，他又吸收乐府民歌手法与宋诗诗法入词，熔铸典故，采用意脉似断实连的结构。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周邦彦成为继苏轼内容革新后对词的形式革新的第一人。这种革新保持了词的本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词的地位，纠正了北宋中后期文人俗词的粗疏之风，为南宋初声势浩大的宋词复雅运动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