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Solomon对美国非洲裔黑人进行长期观察,用“赋权”一词描述了对黑人的社会帮扶过程。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眼中最时髦的“赋权器”。《2016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河南手机网民数量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一,郑州作为河南省会,智能手机普及规模、普及率均居全省第一。本文以政治学、心理学对赋权的相关研究为基础,与新媒体使用进行结合,编制问卷与深访提纲试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否影响农民工的政治赋权?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否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心理状态?如何改善新媒体的赋权效果?经过对525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新媒体对中部农民工个体赋权效果一般,对政治赋权的效果略高于工作赋权效果。其中,新媒体对农民工非正式场合的议论性政治参与影响最为显著,对农民工工作的自我效能感影响最为显著。在个人因素的影响下,新媒体对男性农民工的赋权效果高于女性,新媒体对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赋权效果最好。通过半年间对21位不同性别、年龄、行业的农民工深度访谈,发现新媒体对中部农民工赋权存在问题与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功能使用娱乐化导致赋权信息接触频率低;网络维权困难导致政治信息关注参与度低;工作信息质量低导致工作状况改善不明显。根据1989年Davis和Warshaw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以及Skinner的强化理论,作者认为强化新媒体对农民工外在动机的刺激是进行新媒体赋权的前提条件。具体做法可从加强对新媒体学习功能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政治信息在大平台的嵌入度、实用度;提高工作类应用程序信息的易用性、有用性这三方面来改善新媒体对中部农民工的个体赋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