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道时期，统治者已经不能同清初那样实行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统治了。知识分子可以“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计。”他们要求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开始面对现实，揭露时弊，关心民生，锐意改革。　　 何桂珍一直崇尚儒学，早先对汉学评价较高，以科举进入仕途后，更留心社会问题，讲究经世致用之学。何桂珍是以宋学为主而兼融汉学论者。“谨守程朱之正轨，体之于心，修之于身，用则著之为事功，变则见之于节义，穷则发之于著述、践之于内行，纯一不杂。有守先待后之功者，闻见所及约有数人：长白倭文端公、霍山吴竹如先生。官京师时与师宗何文贞公、湘乡曾文正公、罗平窦兰泉侍御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当时他常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垿、邵懿辰及陈源衮等同唐鉴“考德问业”，“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只不过何桂珍的理学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体现出“内期立身，外期辅世”的特点，强调“守道救时”。他认为“国事遂不可为”之由是士“皆空谈良知，不务实践”；“明亡于讲学，非讲学之过，所学不正之过也”。因此，他认为，“守道”就是“正学术”，也即坚持理学，强化封建伦理、纲常，驱民于“无欲”之境，置民于封建道德规范之中，使乱世复治。　　 何桂珍认真奉行封建伦理准则之“理”，去其玄虚、空疏之弊，突出强调其中修身养性的“躬行”、“践履”，把所学与言、行相结合，以有用于“世道人心”，以实现理学经世。在此，他明确表示既反对汉学的脱离实际，也反对宋学的玄虚、空寂，而主张以所学落实于具体的日用饮食、子臣弟友之类的个人道德修养上，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他反对空谈性理的理学，主张“学”以经国济世，振衰救弊，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认为求道的根本在于“格物致知”，即“格物穷理”，也就是研究事物的内在天理。懂得事物的内在天理，便能按照理学的标准来处理一切事物。他提倡的“格致而诚”、“正而修齐治平”，讲究“诚”、“信”，要用诚心地去“格物穷理”，去追求事物中的天理。目的是要求清政府整顿军队，汰弱留强，提高战斗力，以便更有力地镇压农民起义军；希望政府整顿吏治，消除漕粮浮收的弊端，以防止各省人民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这是他“守道救时”，躬行“理学经世”，使乱世复治的具体表现。　　 何桂珍不仅自己躬行实践，而且这种注重个人修养，求得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做法竭力推向社会，使人人都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使整个社会“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撼于伦纪”，甚至帝王也以“理”而“躬行”。从个人修身养性，推至于“治国平天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涂宗赢在刊刻其《训蒙千字文》时说：“不独见先生忠贞大节，由于根底深厚，而爱君之诚，任道之勇，卫道之严，足以刚维世教者，俱可借以传诸不朽。”其实，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中，不仅是严重脱离现实的汉学已经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且空谈义理的宋学也无力去解决面临的危机。　　 研究何桂珍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对于了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潮，乃至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