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连续失败一再宣告着中国的贫弱与落后,在一次次地挨打和被殖民的刺激下,救国图强的热望开始在中国人群中累积、膨胀,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更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皮锡瑞便是其中的参加者。随着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皮锡瑞逐渐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为变法图存而奔走呼号的维新人士。在这场维新运动中,皮锡瑞以湖南中心,以南学会为主战场通过12次演讲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在政治上,他立足于西方“群学”思想批判中国传统学术的派别之争,试图通过整顿学术倾轧的恶劣风气实现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联合为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良好环境的同时凝聚力量;在经济上,他主张从经济制度、生产、经营方式等众多方面结合当地实际进行西化改革,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挽回经济特权,振兴经济;在对外政策上,他顺时而变由甲午战前的全面抵抗逐渐发展为开阔胸襟接纳西方先进科技,通过南学会的演讲他启发民智适时地提出了“文明排外”的对外政策;在教育改革上他最初主张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当新式学堂兴起之后,他致力于新式教学的实践和推广,提出了废除科举的时代主张。纵观皮锡瑞的变法思想,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众多方面,这些主张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以及文化传统更加适应且贴合特殊的时代变革下中国人的心理认同,既保留了中国数千年思想文明的精髓又顺应时代搭上了近代化的列车。作为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与康梁相比,皮锡瑞身背的传统色彩更浓厚,与传统的联系更紧,对传统的不舍更多。如果说康梁的维新变法已经是一种与传统的妥协和折中的话,那皮锡瑞的改革更暧昧,更温和。同时,与康梁相比,皮锡瑞的改革实践局限于地方,在运动中也没有他们影响力那么大,但作为南学会的学长,皮锡瑞关注时政、感应潮流,因地制宜,提出了许多深有见地的变法主张,在湖湘地区为启发民智、改革社会风气,推进地方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