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搭上了数字经济这班列车,2022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0.2万亿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作为在数字化浪潮中产生的新兴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它是以通信网络为载体,以数据资源为生产要素,与现代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并且全规模要素数字化的新经济形态,更能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数字产业与传统经济的结合产生了的新兴业态与新的生产模式,总产出大幅度提高,有助于推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升级。然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现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无法适应其变化,例如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困难,税收监管难度陡升,传统的税法体系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等。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税收收入占比高、征税范围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面大,其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也受到了数字经济革新的挑战。增值税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交易目的最为贴近,并且增值税改革也符合我国减税降费的国家战略目标,因此本文首先对税收法律制度面临的共性问题进行探索,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税收征收难度激增、税收公平缺位、效率性缺失等问题。紧接着以增值税法律体系为代表,在共性中寻求个性问题探索其数字经济背景下存在的困境。首先增值税法律体系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导致了执法人员在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其次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交易具有虚拟性、无形性的特征也就导致了纳税人难以确定、征收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最后,税收法律制度的公平缺位是由于省际税收管辖不明确造成的。针对前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完善我国的增值税法律制度。第一,坚持增值税法的普适性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发挥增值税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普适作用也要针对其特点制定特别的法条及实施细则;第二,明确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定义与税目划分,将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笼统归为应税服务后,还可以针对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不同特征对其做更详细的区分;第三,明确纳税义务人的范围,规范中间主体在数字经济中的行为,建立更为公平的税收环境,提高我国的增值税征收效率。第四,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的经验将数字交易活动产生的增值税收入按照目的地原则也就是消费地原则进行征收,来缓解数字经济背景下省际增值税税收收入和税收负担不匹配的问题。第五,优化国内税收管辖权,建议税务机关与第三方平台互联互通以促进税收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