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隐逸风气炽盛，归其因主要是唐王朝对隐士优渥有加。另外，科举的兴盛、别业的繁盛、佛禅的大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唐帝王对隐士的厚遇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隐士的推崇，于是，以隐求仕成了盛唐士人们步登青云的捷径，形成了有唐一代一种特殊的隐逸方式，时人称之为“终南捷径”。在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隐逸对唐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设计上，就是功成名就后归隐田园，或仕不如意时亦官亦隐。隐逸成为士人追求逍遥自在和维护“道”的一种方式。而隐士那高雅、超脱、清旷的人格成为士人们所模仿的榜样，并将隐士的人格要素融入到他们的人格里去。　　 盛唐另一种文化风气是士人们纷纷追求建功立业。他们走出家门，干谒权贵，建功边塞，老死科场。对功名的追求解放了盛唐士人的心理，他们高谈王霸大略，自比稷契。但是，他们在追求功名的同时又保持林下风流，归隐田园时又待时而动，而这种矛盾却和谐地存在于盛唐士人身上，形成了盛唐士人普遍的集体文化人格。于是当仕途遇到挫折时，他们将生命寄存于田园山水之间，强化了集体文化人格中虚静的特性。　　 同时，盛唐时期人与自然的联系更进一步密切了。诗人与山水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审美的层面上，达到了人与山水融合的境界。在盛唐山水诗歌中，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自然不仅因主体精神的投入而人格化了，而且主体也因自然的静谧而获得了解脱。故山水的清音无形间成为盛唐士人精神风貌和内心生命意识的体现。　　 王维是盛唐文化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当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他选择了隐逸田园山水来寻觅精神的超越和解脱，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中来体验自然，了悟世情，以达到乐以忘忧。这种心态反映到王维的诗歌中，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于是在这人天圆融的山水诗境里，山水染上了王维的人格色彩。如孙昌武先生所说：“王维诗所体现的胸中佳处，在于他创作构思中发展了新的审美原则：由于强烈的内心主体意识，外界不再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客观对象，而成了‘为我之物。’它们或者渗透了‘我’的感受，甚或成了‘我’的心态的反照”。又如司空图所道：“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也就是说王维的诗歌中时可看到诗人悠游林泉的自我抒情形象。本文将这种体现在王维诗歌里的人格形象称之为“山水人格”。　　 王维的“山水人格”是诗人理想人格的体现，表现了诗人高超的生存智慧。诗人以儒家的“守仁”、隐士的德操、道家的超脱，佛禅的空静随缘为思想基础，以虚静的审美心态观照自然，化山水为情思，将诗人情态和自然情性交融一起，展现了一种不苦心系于名爵，不情牵于利禄的高人风采，形成了孤贞高洁、空静超逸、随缘适运的人格特征。与这种人格相对应，其诗歌形成了清远、空灵、自然、飘逸的风格，达到了人格和诗歌风格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