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刑事犯罪中的自然犯从数量上和类型上都相对稳定,而与行政法相关的法定犯的数量却不断提升。法定犯罪数量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导致刑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学者对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的界限、刑事法律法规与行政法律法规在立法与司法的联系等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笔者选取了刑法与行政法关系中的一种——刑法与行政法规的从属关系进行研究,旨在讨论刑法具有这种行政从属性特性将会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如何对现有立法和司法进行修改,以保证具有行政从属性的犯罪在立法上规定明确,在司法上处罚得当。第一部分,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概述。这一部分对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概念、分类以及研究范畴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对现有的行政从属性的定义进行逐个分析,总结各个概念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对行政从属性进行合理界定,即行政从属性,是指依据刑法条文的规定,某种行为其可罚性的依赖性,取决于行政法或者基于该法所发布的行政命令。其次,以行政犯罪的概念为视角探讨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所要研究的范畴,综合考量理论界对行政犯罪下的定义和法律上行政犯罪的具体的规定形式,笔者认为,在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问题框架下,行政犯罪应该是指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律法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这就是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所要研究的范畴。最后,讨论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分类,并认为我国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属于相对的行政从属性。第二部分,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表现形式和存在价值。就我国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有四种表现形式:刑法条文中的概念从属于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空白罪状的适用需要援引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犯罪成立条件中可能涉及对行政认定结果的从属、行政许可能对阻碍犯罪成立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表现形式的认识可以发现,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存在对于应对刑法本身的缺陷和满足外部环境对刑法的要求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第三部分,讨论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带来的立法上的困境,并根据现有的理论依据提出解决立法层面问题的建议。第一,刑法与行政法在立法上的衔接不当,导致行政犯罪的宏观范畴难以确定。第二,空白罪状作为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的典型表现形式,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认定行政犯罪所要参照的行政法律法规,或者虽然明确指明了参照的对象但行政法律法规本身内容模糊,都会导致行政犯罪的成立条件的明确性难以保证,从而有违罪刑法定明确性的要求。第三,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是立法机关将行政犯罪的部分内容委托给行政机关进行立法的过程,若委托的对象、委托的程序不合法,刑法的规定就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样有违罪刑法定民主性的要求。针对于以上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在认清刑法的行政从属性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法秩序统一为原则,在立法上,保证刑法与行政法的协调,保证空白罪状的明确性,严格限制立法权委托的范围。第四部分,讨论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司法层面上的争议问题,根据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提出司法层面争议问题的建议。第一,司法机关认定行政犯罪时,对刑法与行政法有相同规定的概念,能否做出与行政法规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注重于刑法对行政法的从属性,认为必须要做出一致的解释,有的学者认识到了刑法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可以做出独立的解释。第二,行政犯罪的违法性的判断是否一定要依赖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命令或处罚?在理论界,否定行政犯罪的违法性判断绝对的依赖于行政机关,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进行违法性判断时机械的采纳行政机关的意见成为一种常态。第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行政犯罪既要承担行政责任还要承担形式责任,且两者之间不能互相替代,而哪种责任承担在先,成为理论界的一个争议点。就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引发的司法问题,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在坚持法秩序统一的原则之下,坚持违法性判断的相对性,赋予司法机关独立解释的权力,对行政意见的采纳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能照单全收,处理好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