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O年代的现代长篇叙事诗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叙事长诗的繁荣显示着诗人们以文本的方式从文体、语言、形式等审美角度对现代叙事诗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建构。本文试图在对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细致研读的基础上,对40年代叙事长诗的叙事艺术与策略进行深入剖析,主要从抒情化叙事、意象化叙事、戏剧化叙事、谣曲化叙事四个层面展开,以发掘、评判其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历史贡献、价值、功能及局限等。40年代叙事长诗中的“抒情化叙事”策略主要体现于“情”与“事”的高度艺术融合,抒情形态表现在抒情结构与抒情语言方面;其抒情策略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诗中人物的自我抒情,一是诗人自己或叙述人的抒情。40年代叙事诗人进一步发展了前人创造的“情绪型”叙事诗这种现代叙事诗的结构模式。当时的优秀诗人既追求具体可感的坚实的“事象”和“形象”,更注重营造空灵、超越而富于象征性的“意象”。他们自觉追求“意象化”的叙事策略,尝试运用“叙事形象意象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一系列富于深刻的象征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的高度典型化的意象,并逐渐确立起这一新的叙事诗范型。40年代优秀叙事诗人打破了传统的“顺列”式平面戏剧结构,更多地采用“并列”式或“交叉”式的戏剧化结构,使叙事诗从单调、短小精悍的结构体式发展为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的张力结梅。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跳跃呈现”手法,而且注重营造戏剧性的情节与情境,往往采用多视角、多声部的表达方式,将“戏剧化”的叙事策略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解放区的叙事诗人在民族化、大众化、谣曲化的诗美观念的指导下,借鉴民歌民谣的表现技巧,运用“谣曲化”的叙事策略,创造出了“谣曲体”叙事诗这种“新时代的史诗”,丰富并发展了现代叙事诗的形式艺术。他们采用“比兴”、“复沓”、“铺叙”等典型叙述策略,既促使文本实现了既定的文体功能及创作目的,也因其自身的局限,客观上削弱了文本的艺术价值。总之,40年代的叙事诗人整合中西叙事诗学资源,借鉴古典叙事诗和西方现代诗的叙事技巧,在叙事策略和艺术技巧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创新,为建立完备的现代长篇叙事诗的形式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代叙事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也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