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史是百年中国文学中的重要表现对象。尤其是自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发生了剧烈变动，一时陷入了“失落”的境地。然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叙述的终结，这反而催生出了一批反映知识分子精神裂变，足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高端成就的经典作品。李洱的文学创作即在此历史遭际中展开。他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认同以及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不弃言说，既有对传统小说的接续，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美学风格。本文即以李洱的知识分子叙述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写作立场的确立、讲述的方式，进而分析他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坚守以及伴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的转变，并将其放置在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叙述传统之中发现他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按照历时性的视角剖析作家生活经历在文学理念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童年时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给予了李洱最初的文学启蒙，对于作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确立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形成了潜在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期则是他的“文化童年”，在此他完成了知识谱系的更新，寻找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资源。在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李洱知识分子叙述风格的形成既是求学时期受到的专业教育以及学院生活经历的结果，也有文学编辑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期刊策划行为的影响。　　第二章对李洱如何对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展开文本细读，通过对悬铃木、客厅、医院等意象的解读，进入到李洱文学世界的核心地带。在将这些普通事物意象化的过程中，李洱揭示出在“午后”（李洱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关键词）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和存在困境，并通过空间位移刻画出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轨迹。值得说明的是，与大多数“五零后”作家不同，面对乡土故事，李洱依然带着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书写。在他的笔下，乡村叙述并不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是和知识分子叙述站在同样的写作立场，在共同的美学理想指导下完成的。因而，对李洱乡土叙述的考察就具有了佐证其知识分子叙述的写作实践，并检视其立场偏狭之处的意义。　　第三章着眼于李洱创作上的变与不变。《花腔》《从何说起呢》所塑造的人物都是费边系谱之外的知识分子形象，前者在扑朔迷离的历史叙述中建构起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后者则反映了作家表现当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努力，对这一群体的精神状态做出了从“悬浮”到“落地”的概括。纵观李洱创作的始终，作家一以贯之的是以悬置道德判断为前提的隐形书写姿态，以及文本的轻喜剧风格。他的努力为知识分子叙述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和写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