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政策,重振实体经济竞争力,而此时,我国也正在积极部署“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点。基于此全球价值重构是否已经发生?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重构?本文第一章首先阐述价值链重构的理论解释,借鉴Milberg(2010)的区分方法将价值链重构分为垂直重构与水平重构,并分析概括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消费市场转移等方面的价值链重构动因。第二章中首先参考克鲁格曼与马库森的垄断竞争市场与产业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价值链重构对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影响,重构对价值链中的供应厂商产生不利影响,而水平型跨国公司比垂直型跨国公司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然后借用Milberg的分析方法,使用调整后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全球价值链重构程度。结果显示,无论是生产者驱动价值链还是购买者驱动价值链自危机之后都呈现出收敛趋势,原本集聚的产业其集聚程度在不断加强。第三章首先概括我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海外市场依赖性增强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而后对近年来流入我国的外资总量、行业流向、外资质量和地区分布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流入我国外资绝对数量增加而相对规模下降,高技能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外资占比在危机后均有显著下降,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的代表,纺织业、纺织服装与服饰业等产业总体投资比重在危机之后却不减反增,并且外资流入质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外资地区分布来看,外资主要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这与沿海地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与人才储备密不可分,在对西部地区的分析中发现,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在缓慢上升,未来如何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吸引外资将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第四章使用静态面板模型从中部、西部和沿海地区三个角度,使用外商投资倾向(PFDI)、劳动力成本(WAGE)、地方专业化程度(DCZY)、地区产业集中度(DOC)、人均基础设施(INF)、消费水平(COMP)、开放水平(OPEN)七个指标测度2004-2013年以来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开放度、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被外资所看重;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而中西部地区更应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产业聚集层次在区域间的调整对我国吸引外资具有整体性的作用。第五章包括结论和政策建议,全球价值链扩张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结构改变,但是以生产者驱动价值链的集中趋势已经崭露头角。危机之后流入我国的外资质量水平整体提升,并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近年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而此时,我国影响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正如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我们需要调整自身优势,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实现全球价值链位次的攀升。政府应该鼓励沿海地区应加强技术创新的增长方式而中西部地区应尽快突破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锁定,鼓励产业关联度大或者与国内产业链相配套的外资企业进入。发展欠发达地区经济,缩小收入差距、发掘国内市场也对我国吸引外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