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现代传媒以及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纷繁复杂,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命运,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以求救亡图存。西方思想文化开始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促使中国思想文化逐步转型。启蒙者在关注西方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人的启蒙教育等问题。人们在关注儿章需求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和对于中国民间章话、故事的整理。五四前后启蒙成为时代主题,启蒙者发出了妇女解放、“救救孩子”的呼声,翻译儿童文学作为儿童启蒙的有利手段,被众多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所关注,最终酝酿了一次儿童文学翻译热潮。众多的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等大力倡导儿童文学的研究、创作、理论、报刊编辑和翻译等活动。这些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准备和促进作用。传媒则在儿童启蒙方面推波助澜,正是依靠传媒的刊载、评论、传播,儿童文学才得到保存、流传和发展,对人民大众、对社会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晚清裘廷梁、梁启超等呼吁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为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提供了一个前提,也为五四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白话文通俗浅显,很容易被儿童所接受,儿童文学在语言形式上向儿童读者迈近了一大步,这不仅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也加快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宣传效应。胡适指出了“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从而使新文学成为“国语的文学”。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人的文学》,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对“人”的问题的认识一经扩展和深化,便是对妇女和儿童问题的高度重视。由于重视“人的文学”,他进而十分重视儿章文学,一场对儿章文学的重视及有关理论思考在周作人的引领下开始酝酿。五四时期把儿童、妇女、劳动者、社会底层的人纳入其中,突破了以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范围。以人的启蒙为主题和借助传媒的推波助澜,儿童启蒙思潮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通过白话文运动,中国社会新的语义系统逐渐建立起来,从而在文化思想上脱离了古典时代。新的语义系统的建立,适应了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白话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现代儿童文学崭新的发展领域和空间,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