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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的十多年里,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总额以及贸易顺差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但在这十多年里,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基本保持了稳定升值的态势。有效率汇率的升值并未能在长期内消化商品贸易顺差,甚至是改变贸易顺差的趋势,汇率未能成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工具,这与20世纪末期,发达国家广泛出现的“调整之谜”有着同样的现象。当前,中国正处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阶段,“汇率调整之谜”为中国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汇率传递最为资本市场中的汇率与国际贸易的重要中间环节,深刻理解汇率传递机制,对理解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之间联动关系,为中国明确开放政策实施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主要从产品异质性的角度,包括企业间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企业内产品异质性(产品核心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本文构建实证回归模型,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企业,即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较高,更容易受资本市场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二,产品质量和产品的核心程度这两个产品层面异质性的变量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定价汇率弹性的重要因素,即产品质量越高或者产品在出口企业中核心程度越高,其出口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会随之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随着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或者核心程度提升,该出口企业就越具有足够的空间调节价格以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第三,人民币汇率下降会促进和带动出口贸易数量地增加,这对于出口低产品质量低价格的出口企业来说是有利可言的,但对于国家来说这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反之亦然,人民币汇率上升会削弱和降低出口贸易数量,同时也会对一国贸易结构调整有利。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微观化,突破企业层面异质性研究中隐涵的同一企业内产品同质的假设,从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核心程度)的角度去解释和分析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从而尽可能地规避了宏观视角研究中出现的加总偏误以及回归分析中的共时性偏误等问题。第二,本文着重从企业间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企业内产品异质性(核心程度)的角度去解释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将中国情境与传统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范畴,为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研究提供了中国证据,也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联合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本论文主要从产品异质性的角度,包括企业间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企业内产品异质性(产品核心程度)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本文构建实证回归模型,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企业,即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较高,更容易受资本市场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二,产品质量和产品的核心程度这两个产品层面异质性的变量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定价汇率弹性的重要因素,即产品质量越高或者产品在出口企业中核心程度越高,其出口产品定价的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程度会随之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随着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或者核心程度提升,该出口企业就越具有足够的空间调节价格以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第三,人民币汇率下降会促进和带动出口贸易数量地增加,这对于出口低产品质量低价格的出口企业来说是有利可言的,但对于国家来说这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反之亦然,人民币汇率上升会削弱和降低出口贸易数量,同时也会对一国贸易结构调整有利。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微观化,突破企业层面异质性研究中隐涵的同一企业内产品同质的假设,从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核心程度)的角度去解释和分析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从而尽可能地规避了宏观视角研究中出现的加总偏误以及回归分析中的共时性偏误等问题。第二,本文着重从企业间产品异质性(产品质量)和企业内产品异质性(核心程度)的角度去解释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将中国情境与传统异质性企业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范畴,为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研究提供了中国证据,也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联合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