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一项特殊原因,无论是在立法还是适用方面一直被从严掌握,其中,法定解除更被广泛认为是仅应由非违约方享有的权利。2006年被选入最高院公报案例的“新宇案”,是一起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案例,该案中法院支持了违约方新宇公司的请求而判决了解除合同。“新宇案”不但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讨论,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案例。但是,在此问题上学界的观点不一,实务中也未有统一的裁判标准,适逢民法典编纂之际,各界对违约方解除权的探讨达到了空前热烈的高度。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整理分析了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诉讼中各法院的判决意见和援引条文,从案例统计结果来看,89%的法院认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且主要依据是《合同法》第94条和第110条,其与不支持违约方请求的法院间主要的分歧在于:第一,《合同法》第94条中规定的解除权仅属于守约方还是属于双方当事人;第二,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是否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第三,法未禁止即自由还是法未授权不可为;第四,判决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诚然,违约方解除权不能够作为一般规则来适用,但在对其适用情形和构成要件进行限定的前提下,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并不会动摇诚实信用原则的根基,且符合合同法的平等、自由、安全、秩序、效率、公平等内在价值追求。另外,由于现有法律并不存在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明确规定,法院在说理中多援引《合同法》第94条和第110条,但是,将第94条作为违约方的权利来源显然不当,而第110条作为合同继续履行的抗辩规则,并不能够有效解决合同僵局。立法的空白不但会导致司法裁判缺乏信服力和说服力,也会诱使违约方机会解约的行为发生,因此将违约方解除权上升为立法是合理且十分必要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53条第三款对违约方解除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合理限制,将其设定为一项诉权,并明文规定了责任承担问题,预计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颇具实践指导意义。而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该条文删去将会使司法实践无法可依的难题继续存在。在实务中已然存在大量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案例的当下,立法应当予以回应,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指导司法审判实践,故应当恢复违约方解除权的立法,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将诉讼费用承担规则和违约责任的计算一并调整,以适应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