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产生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对它的产生许多专家学者都撰文论述,现在看来最为可信的看法应是在春秋以前,而不可能在西汉。关于它的演变,由于明显的文献极少且不系统,很少有人有成熟的观点和论证。经过导师赵逵夫先生近二十年的研究和近三年的集中耙梳,我们对这一传说已有相对清晰的认识。织女应是秦人的始祖女修,牵牛来自周祖先中的叔均。就其演变看,牛女传说和七夕风俗不能割裂开来去研究。从我国古代的诗词曲赋的方面来研究,我们的观点如下: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应在战国时就应存在,从现有的文献分析,这期间他们作为星神的高贵身份长时间的留在上层统治者的记忆中。汉初文献中乌鹊架桥的情节应是牛女传说中很早的“母题”。到汉未,由于社会发生大的变化,牛女故事得到突显,其中表现出的“勤劳”、“悲愁”、“忠诚”、“盼聚”意识成为后代牛女传说的核心话题。魏晋时期是牛女传说的分化期。在中上层社会群体中,由于具体的环境或追求目的影响,牛女传说具有政治化、仙化的倾向。南北朝时期,以穿针、娱乐为中心的七夕活动逐渐成为上层集团关心的话题,七夕时嬉娱成份骤增。由于这些变化,此时的牛女传说作品中,在叙述语素里植入明显的江南色素。唐五代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牛女故事也的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加快了牛女故事在民间流传的通俗化进程;另一方面,继承南朝的趋势七夕节成主要成为乞巧的舞台。五代之时,在特殊的原因下,这个故事又衍生出一个牛郎变织女的笑话,并给民间造成一种认识上的混乱。但由于传说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在主体上仍是传统的“母题”。宋代的理学思想要求人们克制“七情”,而牛女故事却宣扬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和夫妻恩爱。因此,一些理学文人在写到有关牛女的诗词赋中,就必须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宣扬和篡改。宋代文人在七夕作品中过多涉入仙人得道的故事,其目的是为理学服务。他们从心底里就鄙薄村妇野夫的口头流传,多在故纸堆里寻找原本也是民间的典故,这些都为后世文献中的牛女故事起到僵化、概念化的作用。欧阳修的《鹊桥仙》成就了牛女故事的特殊领地,它推动了这一词牌名的不断新生和发展,并在词里面开拓出牛女故事的新领域。元代的种生的风俗应是七夕种巧芽的变异,现在的陇东南还留有相对完整的这种仪式。民间的剪纸、年画、木刻等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实用性很在的民间风俗的支撑,七夕节就是这种风俗的一个典型。七夕节上的“摩诃罗”塑像让我们体会到佛道文化在元前的有机交融,它表明中华民族有着很高的和谐智慧。金元之际杜仁杰的《七夕》套曲给我们展示了十三世纪初中原一带详尽的七夕节流程,让我们在今天还能目睹到800年前的七夕节的全貌。明清时期,七夕节上文人的创作多于以往任何朝代,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经济文化繁荣的东南地区的文人和女性作者。东南地区的七夕节已形成固定的晏(筵)饮活动,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繁荣的经济文化催生出许多剩余文人,他们大多是无法取得功名,沉溺于及时的娱乐消遣的失意者,这正好迎合娱乐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在这一环境下,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七夕节便更加繁荣。在西北地区,周秦文明发祥地的文人笔下,七夕和牛女故事仍然流露着远古的模样,其中最突出的是男耕女织和勤劳忠贞的话题。牛郎的封姓赐名为“孙守义”是清代中后期产生的,从孙扩图的《七夕吟》中能找到端倪,这一说法在牛女传说的传统戏剧各民间故事中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