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开端，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即在给出世界的终极真理之前，先追究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认识的合法性。只有先追问人的认识何以可能，才能继而合法地运用理性认识世界。因而，认识论是为科学寻找基础，即对科学得以可能的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前康德认识论由于对知识两个要素感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理解，结果导致经验论走向休谟的怀疑论，唯理论走向莱布尼兹——沃尔夫的独断形而上学体系。休谟认为感觉经验和理性推理都不能为认识提供合法性的依据，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也就无从谈起。康德从批判人类的理性入手，第一次考察了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通过用先验自我改造经验自我，用先验逻辑改造经验逻辑，确立起了先验统觉在成知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先验想像力的创造性生产活动为先验图型联系感性材料和知性概念提供了可能。这样，范畴通过先验图型这个中介，统一感性直观材料，从而形成知识。但康德由于坚持“知性不能直观、感性不能思维”，因而他建立起来的先验主体与先验对象相独立，先验对象作为物自体，超出先验主体的认识能力。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建立起自己的先验意向性结构，将康德的先验主体彻底先验化，从而完成了认识论的先验转向。先验认识论是以内在意识的先验结构来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性，将认识何以可能的前提建立在思维的先验逻辑机能上。然而先验认识论由于客观性的不彻底、先验逻辑的经验性残余、先验自我的理论困窘，使得它不<WP=150>能通达那个最高的理念和本质存在。而且由于它是基于“我思”的认知思维方式，必然以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为特征，因而它并不能解决认识论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海德格尔在批判先验哲学的独断性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性中开启了认识论的生存论转向。海德格尔揭示出认识论的生存论前提，在生存论维度上重新理解认识论，将认识看作此在在世的实际过程。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导致存在本真意义的遗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主体作为实体对存在的规定，但主体性作为内在性却与意识外的客体两相对立。这一切导致认识论的生存论遮蔽。要拾回存在的本真意义，必须从此在即人的存在处入手，只有此在才能瓦解内在性，克服主体性，才能使存在的意义得以澄明和显现。此在已不是人的主观认知，而是一种在世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生存论的理解，认识就是人的一种在世方式。海德格尔主张从人这种存在者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而不应像传统认识论那样，从实在事物或我思出发。人作为此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而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在时间性这个视域中，此在在“向死存在”的先行领会中通达了存在，把握了存在的意义。认识论的先验转向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的先验逻辑机能，认识论的生存论转向则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的理解结构、生存领会的结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本质上是反对科学主义认识论，反对技术控制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在认识论的先验转向基础上强调思的方向的重新开拓，那就是不再从思维的先验结构、思维的逻辑机能去研究认识的可能前提，而是从在世的生存论结构、人的生存领会来研究认识的可能前提。海德格尔认为人的闲谈、好奇等作为一种在世的“沉沦”，本身就是先验的生存领会，这种生存领会先于科学认识，是科学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海德格尔把先验结构经验化，把康德所谓的先验机能“沉沦”为在世的生存领会，并认为这种生存领会开拓了认识论的新的思的方式。这种“思的任务”已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所说的认识的客观性、真理性，而是一种生存论的视界的转移，是一种非规定性、非支配性的诗意的思，是一种“敞开之境”或“疏明”的思。 <WP=151>强调思的方向的重新开拓使得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改变了认识论的主题，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已不再是为了寻求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问题，而是要通达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主张人应在其生存实践中确定与揭示自己的存在意义，同时也提醒哲学家们，认识论问题的揭蔽应回到生存实践中去。在决定认识何以可能的生存论基础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有着共同的取向，马克思也是在生存论基础上考察认识论的，他把认识看作是感性活动，看作是实践的环节。区别于海德格尔将认识看作是对生存状况的领悟，是此在生存在世的样态，马克思更强调认识的对象性活动、对象性维度，马克思认为对象性存在直接就是对象性的活动。在对先验认识论的批判继承和改造上，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认识论的先验因素，而是用实践改造先验，将康德、胡塞尔的先验我思、先验意向性结构改造为社会先验的历史活动。认识作为对象性活动一方面被马克思理解为先验的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把这种先验成果看成是建基于现实的劳动过程。作为马克思认识论的类主体是在实践过程中自我产生的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社会历史成果。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和历史使命以及人类未来的思考是马克思认识论的根本关怀，使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形成社会主体的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进而实践地改造世界，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