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国际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兴起,国际贸易摩擦以及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都使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恶化,中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增加。中国政府与企业需要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策略集合,以更好应对变幻复杂的国际投资市场。由于政企在经营目标中既有矛盾又有合作,且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与企业激励相容,从而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金额快速增长、质量提高阶段。当政府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政府与企业效率降低,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更高质量演化。同时,会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不均匀,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增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心出现疲软等问题,不利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造成国际投资市场波动,再一次打破了中国政府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下的演化博弈动态均衡。因此,本文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数据仿真实验寻找政府与企业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下的演化博弈均衡解,探索政府与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增效中的策略演化趋势。中国对外开放向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演化。通过对政府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策略演化博弈进行分析发现,政府与企业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质增效的过程即为政府与企业在不同阶段下寻找演化博弈均衡解的过程。因此,本文将政府行为划分为“服务型策略”和“制度型策略”,将企业行为划分为“强参与策略”和“弱参与策略”。基于博弈双方在选择不同策略集合下的收益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计算复制动态方程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解。结合实际数据对本篇论文的政企演化博弈模型进行了数据仿真实验,从而提高演化博弈模型的合理性,得出政府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策略均衡解。本文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数据仿真实验得出,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下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均衡解为（1,1）点,即政府策略偏好“服务型策略”,企业策略偏好“强参与策略”。中国政府一方面应当增加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反馈方式,从而减少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经贸合作建设,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活跃度。企业一方面应当合理利用政府资源,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和方式。另一方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政府与企业激励相容。政府与企业在演化博弈中不断推动国际投资向高效率演化,从而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高质量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