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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孟子时,就已开始重视“心”的主观能动作用,到宋明时期,心学家重新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在其求圣成贤的过程中,在对天理的体认过程中,充分重视“内心”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他们欲将封建纲常伦理从外在律令化为人的主动欲求,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尊重人格的作用,虽然这并非是他们的本意。这一转换,经历了从陆九渊到王阳明到刘宗周的漫长演变过程。陆九渊以孟子正宗传人自居,他接受了孟子“浩然正气”的豪杰人格观,提出“吾心即是宇宙”的认识论,在认同天理权威的前提下,他认为“心”具有无限的存“理”识“理”的能力,“心”即是“理”,所以,他将认识伦理的重心,放在“心”的思维作用上。因此心成为其主体性理想人格的载体。陆九渊虽然高扬人的主观能动精神,主张凡事“先立乎其大”,但是由于他没有具体的“存养本心”的道德践履方法,这就使得“本心”有些空泛而不着边际。后学王阳明弥补了这一缺失,将“心”添以具体的内容,那就是本心未发的“良知”。他将良知看成是至善的精神源头,将良知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按照良知准则,去除“心蔽”,至其良知,并且实行良知就能达到与“天理”同一,从而进入圣人的理想境界,这比陆九渊空谈“心”的至善是一巨大进步。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常口言良知衡量自己的对错。阳明似乎已经为主体意识的发挥,为主体自觉认识天理,找到了具体的实施途径,但由于其始终停留在“心”神秘的直接证悟和心性体验上,拒绝就物而知,使得王学后期“致良知”变成只在心上玩弄光景的虚无主义,形成明末士人疏淡之风。为矫枉过正,心学终结刘宗周对心体进行重新贞定,构建了一圆满自足的人学价值体系,他对主体之心进行严格整饬,提出慎独、诚意的功夫来保证心体的光明常照,从而保存“主体之心”的生生不已之机,这就使得谈心论性的理想人格精神,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成圣之道,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心学家对主体精神的挖掘,人格理想的实现,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今天也同样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