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夏衍的创作研究主要从1930年以后的作品入手，得出夏衍是一位严谨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结论；而夏衍跃入文坛后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文艺家。那这是否就是历史的真实呢?怎样从整体上看待夏衍的一生?夏衍是否从一开始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一位革命文艺家?如果不是，他是如何转变的，转变以后是否就是一成不变?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夏衍，就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时代中，从他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探究他的思想矛盾产生的时代原因、矛盾的表现形态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相互转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走进夏衍，也才能将一些存在分歧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学术观点统一于一个整体的夏衍。本文通过考察夏衍形式丰富的文化社会实践来思考和研究他的文学观，不再把文本当作封闭自足的完整体，而将作者自身以及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等多重生产时空一起纳入到文本的考察中去，将他的文本置放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语境之中，置放到当时斑驳陆离的文艺生态环境中，重估其历史价值。本研究主体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整体的夏衍，主要通过社会思想的多元、文艺思想的两元来探讨一个矛盾统一的夏衍。五四是夏衍思想变化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奠定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雏形。而人道主义的精神则悄悄渗透进夏衍的血脉中，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夏衍投入血雨腥风的社会运动之中，但人道主义沉潜在他内心深处，或明或暗地显现在他的作品中。其文艺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他主张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而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文本表现从重叙述到重抒情，从重社会意识到重个人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字弱化了外部事件的描写，充满了主观性和抒情性，袒露了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情感炽烈激荡而深沉蕴藉，文字的浪漫气息与自我心境的剖析赤裸裸地流露出来。夏衍从日本回国到参加左联，文学思想的转变似乎没有经过挣扎，非常迅速地摒弃了唯美浪漫的文学色彩，转变为文学的工具论，成为一位现实主义创作者，这就需要关注他的这一转变以及转变的原因。　　 第二部分对抗与重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电影创作。主要从时代波澜中的历史选择、政治工具性钳制与艺术真实性倾诉的策略性调适、困守与突破--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来着重分析夏衍电影理论、电影剧本的创作及其艺术风格。夏衍对电影话语的选择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一定意义上也充满着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夏衍坚持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以阶级分析为思想内核，关注现实中尖锐存在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反映生活真实，揭示社会本质，而另一方面，从革命立场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他强调必须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真实描写和反映客观生活，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真实成为他沟通政治性与文学性的桥梁。在工具性与真实性文艺思想主导下，夏衍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这些影片与当时左翼电影在题材选择、结尾处理方法上均有所不同：既相一致又有分裂。夏衍在长期的改编艺术实践中，以独特的创造精神，改编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在艺术的再创造中，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在精神、思想，而且体现出了自己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凝练深沉、意境幽远。　　 第三部分使命与变奏--大时代中的话剧创作。主要从向现实主义的道路迈进、抗战戏剧、《芳草天涯》的被批判三个方面来综合分析在话剧领域夏衍创作的独特性。尽管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夏衍在话剧创作中并未简单地以公式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正是这种对内在真实的追求，使夏衍的剧作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戏剧冲突的重心转向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在冲突淡化了，内在冲突却加强了。从《上海屋檐下》到《芳草天涯》，夏衍一路追寻着真实与真情，勇于面对真实的人生和真实地面对人生，前者是要面对和表现真实的现实，后者则是要求发出“真的声音”，表现出人的真情实感，实现了他对艺术审美的诉求。《芳草天涯》却受到来自党内的严厉批评。《芳》剧呈现出与《讲话》提倡的文艺创作方向的游离，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夏衍在《芳草天涯》中的艺术探索与革命的现阶段目标、任务产生了不相融合的问题，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当艺术作品不能完成革命任务时，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使其必然自觉地终止自己的艺术探索。《芳》剧的际遇也进一步强化了夏衍对于自身作为政党宣传人身份的认知，并时刻警醒其作品的政治功利性规范。　　 第四部分徘徊与选择。主要从政治艺术化的探索、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两个方面阐述夏衍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贡献。他策略性地在电影中表达意识形态倾向，并结合商业性、市民化的特点，在合理的合适的范围内进行见缝插针式的意识渗透，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夏衍的话剧创作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又蕴含着对民主的呼唤、对人的尊重、对自由的追求，显现出极为鲜明的现代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紧密契合，使夏衍话剧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独特的“那一个”而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夏衍总是紧紧拥抱时代的脉搏，始终关注民族的命运，时代的政治风云，底层百姓严峻的生存现状和苦难命运，他们的感受、挣扎和呼告，充斥于夏衍的视野、心灵和笔端，使他永远不会单纯书写个人的一己悲欢，他的剧作，总是携带着时代的气息，具有变革现实的深刻力量。他运用自己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来自生活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实，将二者有机地揉合起来，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由此而构成了夏衍文学创作所拥有的、独到的艺术张力。夏衍的文艺创作将会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载时代的东西吸引着我们，这就是其焕发出的那种理性求实精神，以及在艺术上将时代政治这样一个无人可回避的大主题与那时代人们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的完美的艺术风格。夏衍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必将对我们今天的剧作家们，如何面对观众，面向市场，并肩负起时代、历史、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重任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