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刹车政策是德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国家新增债务的最高限额,旨在保障德国财政体系的长期稳定平衡和代际公平,提升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自2009年德国联邦政府将债务刹车政策写入德国《基本法》以来,德国财政整固效果显著。2014年前夕,德国财政再次实现盈余,国民经济已很大程度从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过来,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黑零政策”,力求实现支出不大于收入的长期财政平衡。二者集中体现了德国财政制度重视平衡和稳定的政策理念。然而德国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对这一紧缩基本方针的质疑:限制债务规模会导致财政预期收入减少、政府行动能力下降;政府可能因此收紧公共开支、压缩公共投资。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德国政府暂停债务刹车,重新举债增加财政支出,以期通过救助政策稳定经济,但又引发了学界对财政约束政策存废的新一轮讨论。财政问题是国家政治行为经济化的集中体现,对其的分析便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开展。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在民主制度的影响下,政府和集体中的个体都倾向于扩大债务。基于这一倾向,便可以理解各级政府为何要对法定债务作出规定,这也是宪政经济学的出发点,即通过法律监督约束政府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财政规则的特点与角色,结合其主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剖析债务刹车和黑零政策作为债务规则和平衡预算规则发挥作用的机制,论证了其框架设置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探讨了政策以何种传导方式对经济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经过分析,本文发现,债务刹车和黑零政策引领的财政约束路线从多个角度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从经济数据上看,金融和欧债危机后德国债务水平和赤字率下降,多项财政指标趋于健康化,德国财政负担大为减轻;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私人投资呈现上升态势,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又为公共财政创造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可观的财政空间。从政治决策角度看,预算的限制促使政治家更谨慎地衡量各项任务的优先级,有效规避了资源出于私利目的的浪费,全面提升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从社会公平角度看,严格的举债条款和清偿规定减轻了后代人的偿债压力,保护了代际公平。但同时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随之凸显:财政约束政策压低了公共投资比例,挤压了公共部门举债融资的空间,导致市镇层面净投资额连年处于负值。加之财政状况较差的州也不得不遵守州层面的债务规定,无法通过举债融资弥补落后,各州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加大。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德国暂停债务刹车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然而面临疫情带来的消费萎靡和生产不振,以及未来十年内巨大的产业转型需求,伴随着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福利支出上升,债务刹车和黑零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行动空间,目前还尚无定论。新一届政府在组阁协议中正式确认自2023年起将继续执行债务刹车,并在下一阶段财政预算计划中表达了重新回归黑零的期待。针对融资限制多、投资不足的问题,可以从政策本身设置出发,考虑在合法框架下增加特殊的投资条款和投资基金,为投资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对德国而言,财政平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