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关系看似明晰,但上千年来有很多人认诗为史,把虚构作品等同于实录,动辄用历史来印证文学,文学几乎成为史学的附庸,这对文学、史学发展都相当不利。钱钟书在阅读大量史学、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科学地阐释了他的诗史观。本文中所提到的“诗”不仅指诗歌,应包括一切具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历史上的诗史之争。诗、史有着共同的源头,在先民草昧时期,诗史混而难分。先秦时期,出现了诗、史分离的萌芽。到了汉代,文学却被经学遮蔽,文学与史学在经学层面上具有了一致性,再次出现诗、史混同的局面。魏晋时期,经学垄断被打破,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文学仍处在史学的阴影至下。晚唐孟棨提出了“诗史”说的概念,他的这一说法在宋代得到了普遍认同,宋人纷纷追寻诗的“本事”。明代,杨慎、王夫之等人对“诗史”说进行了批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末清初,社会上掀起了“诗史”说的高潮。清代,以诗考史的方法一直占主导地位。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也从诗中去考史。第二部分主要研究钱钟书的诗史观。钱先生对“古诗即史”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明确提出了诗、史之别:诗可凿空,史必征实。他用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例来说明不能以诗考史,进一步提出了“文词虚而非伪,诚而不实”的论断。诗、史虽判然有别,但二者有可通骑驿之处。钱先生从“史蕴诗心”、“诗具史笔”两个方面来论述诗、史相通。钱钟书的诗史观在文学批评上具有重大意义,纠正了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弊端,把文学批评的重点转向了作品本身,落脚在具体的文艺鉴赏之上。第三部分主要考察现实中的诗史之争。钱钟书与陈寅恪同为“人中之龙”,一个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反对诗史说,一个从史学家的立场出发,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去研究文学、史学。钱钟书对陈寅恪这种所谓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批评,但在当今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领域,仍有很多人没能理清诗与史的关系。文学创作中出现大量不顾历史事实而胡编乱造的戏说类作品,文学鉴赏时运用史料还原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索隐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这两种做法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研究钱钟书的诗史观,对纠正这些不良的文学现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后,本文对钱钟书的诗史观进行了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