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我国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它的“学以为己”精神,不仅对古代,乃至现今的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宪问》篇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章的历代诠释,颇为丰富。在当今文化与教育背景下,梳理历史学人对此章的诠释,对正确理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内涵,对当前教育现状下的多方面的反思与改进都具有借鉴意义。孔子针对当时之人热衷于求仕禄一途,虽然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批判式的观点,但孔子的意思绝非是要求人们放弃仕途,只是希望弟子或者当时的“学者”能够在做到“修己以敬”的前提下,将学之目的指向“安人”、“安百姓”。“学以为己”这一思想在春秋与战国时期孟子与荀子那里,亦得到了响应。两汉时期,儒学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在促进儒学的研究与普及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在今、古文经学之争下,兴起了禄利之风,儒家经典的诠解开始变得繁琐,在后期甚至走向荒诞。在这一时期,对“为己”章思想的阐述上,主要是以孔安国所注“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为代表。郑玄所注《论语注》是研究《论语》学史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结合其所残存文献,尚可挖掘“为己”章相关章节的思想内涵。魏晋时期,儒道互补之玄学兴起,及至佛学盛行的南北朝时期,皇侃所撰《论语义疏》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援玄释《论》,援佛解《论》,成为其最突出的特色,其所注“为己”章所蕴含的思想,亦在继承孔注基础的路向上,有所丰富和发展。从有宋一代至明朝,面对着当时的种种挑战,理学家或者说新儒家将儒学之重心放在“内圣”即“心性之学”上,并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主流学派。虽然一个强调“道问学”,一个重视“尊德性”,但本质上都是重道德心性。这一时期对“为己”章思想的阐释,呈现出持“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完全对立的观点,“为己,欲得之于己;为人,欲见知于人”,为己之学,讲求学以自得;而为人之学,只求“世俗之荣”。虽然这时期对“为己”思想的阐述亦有其他的观点,如张栻以本末关系,论“为己”“为人”,但整个宋明时期,主要是走一条否定“为人之学”的路径。明末清初之时,面对当时的种种危机,各种学术思想活跃纷呈,其中尤以经世致用之思想最为耀眼,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主强调学经以通用,而并不仅仅强调自己的道德心性修养。后来,“朴学”或“考据学”兴起,至刘宝楠《论语正义》集其大成。刘宝楠在“为己”章思想的阐释方面,考证了荀子、墨子、邢昺的观点,指出三者虽然对“为己”之学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对“为人”之学的理解是相通的,一致认为,所谓“为人”之学是学以悦人、显扬于世。虽然每个时代对“为己”“为人”的释读皆有所不同,但不管是对“为人”的贬低,还是完全否定,或是以本末关系看待“为己”“为人”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一条主线,就是对“为己之学”的认同与强调,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当今我们生活在所谓的知识爆炸的时代,在纠正重知识传授与学习而忽视人格品质的养成倾向方面,应该借鉴历代先贤的思想智慧,在注重知识、技术获取的同时,继续坚守千年来的重德行的“为己之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