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企业研究进入繁荣期,研究成果呈现几何增长趋势。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以主流理论框架去检验、分析和解释家族企业的相关问题;其中,代理理论因能更好的解释家族企业亲缘、所有权和管理转移以及利益冲突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代理理论,作为过去30多年里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被广泛运用于会计、经济、财务、组织行为学等领域。代理理论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公司治理文献的发展,90年代以前,代理模型一直被学者用于对Berle&Means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命题的研究,描述股东和管理层因利益不一致而存在代理成本,即Denis&Mcconell(2003)所指出的“第一代公司治理文献”中的经典代理问题。随着研究样本国家的扩大和研究进程的深入,La Porta、Claessens、Faccio等学者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股权结构都表现为相当程度的集中,尤其是在东南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而且家族控股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家族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高,控制性家族就可以用越少的现金流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实质性控制,对少数股东剥削的动机和程度也越大,这被称之为第二类代理问题。这两类代理问题构成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西方学者认为,家族企业的主要代理问题在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并不是非常突出,而是集中体现在控制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但是,这一命题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在中国转轨经济和传统文化的情境下,家族企业两类代理问题的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所区别:第一,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和监管机制,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第二,我国是一个家文化浓厚的国家,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更加深远,因此,家族内部的代理问题不可忽略。第三,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家族企业上市的时间比较短,因而控制性家族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内容和严重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各种代理问题之间还会有相互加重的可能。因此,对我国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分析需要构建一个涵盖双重三层代理问题的理论框架。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般性的代理问题分析框架,分别阐述了家族所有者与家族经理、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家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产生、演进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进一步以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的设计和结果分析。之所以选择家族上市公司,是因为其信息披露程度比一般的家族企业要高,基本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中各种代理问题的表征较为明显。最后,对全文结论进行总结,从家族、企业和政策层面分别提出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的创新性工作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入分析家族内部委托代理问题。长期以来,主流代理理论忽略了家族内部存在的代理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行为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从利他主义、创始人效应、家族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家族对企业的影响,以及随着家族演进这类代理问题如何产生变化,补充和完善了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分析框架。第二,揭示了家族企业各种代理问题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两类代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尤其在监管缺位与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代理问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第三,对家族企业异质性的考察。对家族企业进行笼统的研究难以发现其内在规律,因此需要对家族企业作出进一步细分。根据实际控制人是否在上市公司任职和是否使用金字塔结构的不同组合,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的家族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以及绩效进行比较,可以更好的说明代理问题的产生原因。相对于其他学者的标准选取,这一方法的客观性和可推广性更有优势。第四,检验了家族影响与家族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家族影响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组织形式的重要特征,但如何对其量化一直是难点问题。本文尝试通过设置家族参与和家族控制两个方面的变量,来揭示家族影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选用了2006年家族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而且,之前关于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数据大多还停留在2004年之前,近年来资本市场政策发生了很多调整和变化,更新数据、扩大样本有助于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结论,并为家族企业治理和政策制订提供有益参考。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1)规范研究:在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出本文的研究逻辑主线,构建家族企业的双重三层代理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用数学模型进行相关证明。(2)实证研究:以254家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设计了两类因变量来衡量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和表示家族参与、家族控制、股权特征和治理结构的四类解释变量,通过SPSS 11.5对截面数据采取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形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家族企业代理问题、治理和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家族企业,通过均值比较、方差分析和向后回归确定影响每一类企业绩效的因素。(3)案例研究:作为统计检验方法的补充,本文还采用案例研究,通过对企业实践活动做出详尽的描述,更好的揭示家族内部代理的关系。本文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家族参与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家族管理已经表现出不适合于上市公司,从总体样本来看,家族成员在上市公司中参与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公司绩效越差。国内学者大多也都认同家族管理适合家族企业的发展初期。另一方面,创始人的实际参与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包括家族内部成员的在职消费问题和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创始人效应可作为一种有效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与契约治理相互补充;而且在创始人效应的作用下,契约治理将更为有效。第二,家族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家族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第二类代理问题,而这类代理问题并非具有单一的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与国外学者研究结果不同,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中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偏离系数没有明显与托宾q呈反比,金字塔层级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不明显。并且,金字塔结构对家族上市公司的影响也是复杂的,除了掏空的作用,还表现出对公司支持的作用。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金字塔结构中的非正式关系有利于积聚资源和降低合作成本。第三,家族企业治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是解决家族股东与管理层代理问题的重要方法,实证结果显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有利于降低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分歧,提高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但是,由于家族具有集权倾向,高管层持股比例普遍较低在家族控股股东比例较高时,股权激励的作用并不明显。董事会治理与独立董事的作用并不明显,在家族控制下,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董事会往往成为家族的“一言堂”;独立董事任职表现出“荣誉化”或“学者化”倾向。因此,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虚化,无法起到监督作用。第四,家族控股比例总体水平较高,股权集中并没有引起绩效的降低,也没有检验出股权集中度与绩效U型关系。但是,家族股东在代理成本控制方面起的作用不大;而且在家族控股比例较高时,高管持股的激励效果极不明显。因此,研究显示股权制衡对绩效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具体表现在对代理成本控制和对管理层的监督。最后,按照实际控制人是否在上市公司任职和是否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标准,对家族上市公司类型的划分结果令人满意。由于家族参与程度和控制方式的不同,三类家族企业在绩效指标和解释变量维度上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结果有利于监管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地政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比预想中要大,对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家族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公司治理机制有待于完善,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和加强市场建设,从而为我国家族企业长期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