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遗产热”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然而,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遗产并非纯粹的历史,它是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面向过去的一种表征和建构,其背后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历史观和文化逻辑。不可否认,遗产保护挽救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遗留,但于此同时,它也加速了不能被纳入遗产体系的历史和传统的进一步失落。遗产运动的全球化扩张还导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本土历史意识的破坏,人们言说过去、理解过去、利用过去的多元文化智慧进一步被边缘化。今天,中国遗产研究和实践所用的基本语词、概念、范畴都是从国外翻译而来的,是进口的。这些源于他者,并经由世界性权威组织(特别是世界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获得可靠性的话语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常识与真理,其倡导的价值体系也变成了毋庸置疑的参照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探索中国本土的遗产书写方式,挖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话语,推动跨文化对话。中国素有“崇古”、“好古”的传统,有浩瀚如海的历史文献与典籍,从本土历史书写和文化传统中寻找与今天所说的“遗产”相关的语词、言说方式、思维逻辑与价值观念,反思“权威化遗产话语”(Smith2006)的普世性、真理性,探索中国遗产的多元话语重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以浙江省衢州市为基地,本研究希望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探索和尝试。具体来说,本文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衢州传统方志中“遗产”是如何被书写的,以此为切入口,挖掘本土的语词、言说方式、话语策略及其背后体现的遗产思维和文化价值观,阐释其面向过去的意义生产,并借助其与全球性遗产话语的差异反思当下的问题；其二是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衢州遗产的言说与书写实践可以从上述本土传统中获得什么启示,如何利用它们推动遗产(话语)的重构,从而走向多元文化对话。这样的研究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本文对遗产话语的关注不仅是要解构全球化、同质化的文化保护逻辑及其背后的历史意识,更是要让边缘的、被遗忘的本土智慧和声音发出来,让西方权威以外的文化他者得以理解,推动遗产认知与实践的多元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呈现的是一项具有跨文化意义的研究。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质,它不仅整合了源于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研究发现,还试图推动其所涉领域(特别是话语学与遗产学)的实质革新与发展。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加上导论和结语,一共七章。在第一章导论中,笔者首先关注的是中国“遗产热”背后的遗产政治问题,特别是“权威化遗产话语”对中国遗产思维和实践方式的操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影响。接着,笔者期望走向地方,寻找不同于主流遗产观念的文化话语和他者思维。以浙江衢州为中心,笔者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和要解决的问题。最后,笔者对本研究的学术指向做了简单交代,点明了希望建立学术对话的相关领域,主要包括话语学、遗产学、地方研究(特别是历史书写中的地方建构)、跨文化研究,讨论了研究的意义和可能做出的贡献。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此搭建研究的理论框架。简言之,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遗产是一种话语实践,遗产存在于话语之中,从话语中获得意义。基于此,遗产话语的文化(多元)性以及话语视角下的遗产重构也被纳入到研究的理论视野。笔者首先对话语这一概念进行了梳理,说明了其在本文中的用法,继而对将遗产视为表征、社会建构和话语(实践)的研究文献做了回顾,其中话语分析的引入,从语言运作上展示遗产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是一大亮点。随后,笔者借助文化话语研究(包括“话语的文化视角”、“文化话语分析”和“边缘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探讨了遗产话语的文化性与多元性,指出了研究非西方、边缘化文化话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既然遗产是一种话语建构,针对普世主义的遗产文化重构也需要放到话语层面来思考。因此,本章最后讨论以话语重构为基础的当下遗产重构,认为遗产话语的本土化、多元化转型是实现中国遗产重构和世界遗产多样性的重要途径。第三章以衢州为中心展开,介绍研究的基地、文本资料与方法论。笔者从其进入衢州的田野研究经历入手,说明了本文与“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与记忆研究”项目的源流关系。概括来说,本文的研究以笔者在该项目中的田野参与和文本分析工作为基础,加之相应的范围拓展而得以成形。接着,笔者对衢州(包括其历史和当下的历史文化保护诉求)以及水亭门街区做了简单介绍,从话语的视角出发,衢州(包括水亭门街区)以及衢州的遗产都可以被视为文本,或者说一系列文本建构起来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有关衢州(遗产)的文本中思考相关遗产的本土话语建构。这些文本正是本研究所依赖的主要材料,衢州的传统方志,包括四部《衢州府志》(即明弘治、嘉靖、天启和清康熙《衢州府志》)和三部县志(即清康熙、嘉庆《西安县志》和民国《衢县志》)是其核心。此外,其它一些衢州地方史料与文献,衢州地方百姓的记忆与言说也是思考衢州遗产和地方意义建构的文本来源。最后,笔者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阐述。话语分析与民族志的结合是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论架构,但它并不是源于西方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方法的简单相加,在批判性地借用两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策略的同时,加入相应的跨文化思考,构成了笔者所谓的“文化历史话语分析”和“多元话语民族志”。“文化历史话语分析”模糊了话语研究领域“批评”(critical)与“积极”(positive)的二元对立,历史被视为话语和文本实践,而非阐释话语意义的背景知识与信息,因而历史文本成为其分析的主要对象,对历史话语的文化阐释则构成面向当下的反思。在分析方法上,笔者的思路是以话语分析的基本提问方式为切入口,寻找所收集文本最凸显的特征展开分析,文本的阐释不仅有西方理论(主要是哲学的)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要构成与儒家经典的对话。“多元话语民族志”将民族志视为批评话语研究的一种另类实践,田野调查旨在收集不同话语的文本碎片,民族志写作是实验性的,旨在建构面向某一问题(本研究中是遗产问题)的多元话语共存与对话。从根本上说,这是反思单一化、普世化话语控制,寻求多元文化对话的话语重构过程。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中呈现。第四章讨论的是传统方志中的“古迹”话语,将其视为当代主流遗产话语的文化他者,展现其面向过去的意义建构方式。首先,笔者从较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古迹”的古今意义差异,重点从《说文解字》和古迹志小序中解读其本土意义和价值思考。对衢州古迹书写的话语分析是本章的主体,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古迹的范畴分析,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古迹可以归属于哪一更高的范畴?哪些范畴与其并列?又有哪些次范畴归附于它?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衢州方志中古迹边界的模糊性、流动性和可协商性被凸现出来。那么一石一木又何以成为古迹?古迹话语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这是范畴分析的进一步深入。从衢州方志古迹卷中石与木的记载中,笔者挖掘出其面向历史人物的纪念意义与道德诉求。从根本上说,古迹之义不在物,而在人。古迹话语分析的第三个方面关注的是其对物质性的思考方式。今天遗产专家特别强调的物质肌理和原真性并不是传统古迹书写关注的重点所在,其原本的物质结构及其它相关信息往往是不被记录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这需要回到中国礼文化的视角去阐释,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官署祠庙等各类建筑的物质架构体现了礼制思维与政治的互动。对遗址的记忆,确切地说,对古迹原本所在位置的记忆构成了古迹话语分析的第四个方面。分析发现,无论是否消失,是否可考,古迹原本位置的记载总是特别慎重,即使时而不大具体、确切,古人寻找和考证遗址的痕迹的努力却是清晰可辨的,遗址无法确定时,则是“疑以传疑”。本章最后以一个案例分析作结,重申了以上的主要分析发现,并重点强调了古迹作为人文遗留的意义及其面向当下的道德关怀。第五章探讨今天所说的“遗产”在衢州传统方志中的言说方式及其背后的意义协商和价值思考,重点考察衢州“遗产”书写中的三大显著语言特征,即互文性、诗与注的运用。互文性通过转引前人的语言或者建立“互文指涉”将人引向前人的语言来记载“遗产”,这样,“遗产”表述就有能跳出当下语言的控制,促成巴赫金式的对话性。互文性体现了本土历史言说的一个基本原则——“语有所本”,它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历史(话语)观一脉相承。诗是衢州传统方志中“遗产”互文性言说中最为常见的体裁,记载古迹,前人留下的诗文常常会被提及或者直接抄录下来。诗与史并不是对立的,通过前人的诗来言说“遗产”,表征性语言的禁锢得以打破,“遗产”的存在可以向后人更好地敞开。与此同时,在诗的言说中,“遗产”作为历史语言存在,以引导世人怀念有德行的先贤,施展“诗教”。注也是衢州方志“遗产”记载中的常见书写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立足当下思考过去的话语智慧。通过注释,当下的语言和声音得以进入,与过去的语言和声音并存,形成对话。这与当代遗产书写以当下语言替代历史语言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借助注释理解“遗产”,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更多的历史文本碎片,还可能了解到新近的变迁与记载者面向当下的思考,从“古今之变”中领悟“遗产”的意义和价值。最后笔者将这三种“遗产”言说方式放到儒家话语伦理的视角审视,指出正是这种尊古卑己的话语传统让“遗产”具有了面向当下,启迪未来的深层含义。第六章以衢州水亭门街区的文昌殿为个案,探讨遗产话语的当代重构。文昌殿是一处找不到物质遗存的古迹,但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载还在,从传统的古迹观出发,它应该理解为需要铭记的“文化遗产”。具体而言,本章探讨的是《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中“醒世之叹文昌殿”一文的多元话语民族志书写,通过对该文的分节解析,笔者阐述了如何以传统“遗产”话语及其言说方式为鉴,将不同的文本和声音纳入遗产的当下重述,促进多元话语对话。在该文的引言部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来源的文本碎片被并列重置,构成了面向文昌殿的多元意义建构。“文昌殿的历史变迁”是该文第二节关注的重心,在本土古迹思维关照下,整体关联、重建、当下意义等方面的文化思考被凸显出来,发起与全球化遗产思维的对话。该文的最后两节聚焦文昌的祭祀意义与文昌殿的祭祀方式,祭是礼的核心,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它是文昌殿本土意义生成的重要来源。通过编织与祭祀意义和祭祀活动相关的文本碎片,阐释背后的深层含义,文昌殿遗产的多元话语重构渗入了中国核心文化肌理的观照,添加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本章最后以遗产的多元话语建构作结,并讨论了这个话语重构方式与孔子话语智慧的关联。最后一章结语中,本文研究的主要工作和发现在适当之处给出了总结,更重要的是,笔者将所涉及的几个核心议题置于哲学视域中加以检讨,以期引发更进一步的的反思与探索。第一个议题是语词、话语与遗产存在的关系。我们知道,词与物的关系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话语视角审视遗产,自然也需要从这一层面思考遗产的存在方式。借助《道德经》和《圣经》中有关语言与世界的陈述,笔者反思了同质化的人类语言建构的遗产,并进一步讨论了研究边缘化遗产言说与遗产存在的重要意义。第二个议题是遗产的利用。以尼采对历史滥用的反思为起点,笔者探讨了我们为何需要遗产,或者说,作为语言的遗产何以有用。回顾儒家的历史话语伦理,笔者重申了遗产语言建构的伦理向度。第三个议题又回到语言,这一次的回归是更为彻底的自我反思。从庄子“得意忘言”的论述出发,笔者将自己的写作和语言制造也纳入到反思的视域之中。借鉴海德格尔的相关讨论,笔者指出,对语言和自我的遗忘,恰恰是为了让自我言说的对象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让生活世界的多元意义得以澄明地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