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期刊是期刊的重要门类之一,民国时期女性期刊兴起,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同时也是思想最活跃最解放的时代,女性期刊在此时达到了繁盛期。上海作为租界,女性受到西方理性精神和妇女运动的启发,知识女性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进行了一系列争取妇女权益的运动,并积极利用大众媒介来争取舆论支持。姚名达与黄心勉夫妇有感于国难深重、民众浑噩、女性卑微的社会现实,决心靠自身的努力,利用报刊启发女性的智慧,于1933年创办了《女子月刊》。在众多的女性期刊中,《女子月刊》不仅仅是民营夫妻办报的典范,也在中国最为动荡的抗战年代起到了抗战宣传的扩音器作用。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这份女性抗战的进步刊物进行研究,对其基本情况如创办环境、组织机构、基本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概括出女性刊物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独特策略,以及女性自主办报所体现出来的性别特点,结合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来探究女主编的议程设置。分析知识女性是如何利用大众媒介充当妇女解放的舆论武器,为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留下属于民国女性的独特印记。《女子月刊》始终坚持为二万万女性服务的宗旨,虽然在过程中经历了几次执行主编的更迭和大规模的改版,却从不曾偏离初衷。作为一本纯女性刊物,《女子月刊》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姚名达先生的个人收入以及个别的亲友资助,且刊物为了让贫苦的女性能够获得知识,将定价低于成本,以至于刊物越受欢迎,亏本越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二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孩子”,纵然被当局查扣,也要保证按时出版不脱期。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即便是黄心勉生育子女,月刊也会在每月十五日准时出版。身为媒体人对读者有深深的眷恋,对自身的信仰有风雨无阻的坚持,姚黄二人用生命守护着新闻理想,值得后继新闻工作者学习。媒介的传播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编码者通过议程设置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传播给受众,受众通过大众媒介的呈现,获得相应的信息之后,结合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经历将信息转换成自己接受的形式,并将信息反馈给编码者,从而完成整个的传播活动。《女子月刊》虽然是一本非营利性质的刊物,但却是一本真正的女子刊物,摆脱了传统女性刊物由男性主导的局面,从传播伊始就由女性主编掌舵,从主旨的确定,题材的选择,文章的筛选,出版刊行等一整个传播过程都是女性负责。黄心勉作为该刊物的第一位女主编,通过发刊词和每一卷的卷首语来匡正刊物的走向,规定刊物收录的范围和基本要求,在通讯和读者信箱中与读者交流情感,为读者解答疑惑。读者将自己阅读刊物的经验感受反馈给编者,既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又对刊物的发展大有裨益。《女子月刊》十分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只要是女性读者或者真正关心女性的女性的朋友,都可以在来信中畅所欲言,为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建言献策,为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出谋划策,为刊物增加长久存在的动力。《女子月刊》是一份为女子争取幸福权益的刊物,却不宥于女性的小圈子,能够以开阔的民族视野来看待女性追求解放的过程。当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强权侵略的危急时刻,黄心勉等女报人为国家的独立奔走呼号,希望用尽自身的力量来拯救满目疮痍的国家。女子虽然弱小,也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在实现社会属性的前提下,提升女性的主体性和个人价值。先进的女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拯救国家的方法,并将救亡活动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实业救国的方式和妇女联合会等多种途径支援前线的抗战。充分利用大众媒介来调动全体人民的抗战热情,声援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姚名达更是在抗战的斗争中不幸牺牲,成就了报人为国捐躯的英勇壮举。《女子月刊》虽然消亡在混战中,但是它所展现出来的报人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中国的抗战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