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演”出来的，史学著作是写出来的，这一基本事实意味着，史学史与历史不同，它首先关注的是历史写作这一维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作出新的概括。本文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分为前期史学和后期史学两个阶段，前期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真”的追求；而后期史学理论的研究旨向则主要指向“通”。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分别体现在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上，它们构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由历史编纂学向历史哲学的演进这一过程中的两座高峰。 本文的基本框架如下：引言概括了前人对史学史发展脉络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角度、观点和方法。第一、二章主要论述刘知几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体系化。《史通》的诞生，并不是刘知几凭空臆想的产物，而是史学理论发展至唐初的必然要求。前期史学的思考一直是围绕着“真”展开的。它既体现在前期史学实践之中，也体现在史家的批评之中。刘知几的理论是对前期史学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也是既往史学理论的总结。第三、四章主要论述章学诚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文章从刘知几的局限性：即其体系化主要是完成了历史编纂学的任务，但是尚未深入到历史哲学出发，同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明了，刘知几以后的史学理论的发展，总体而言，都是朝着一种历史哲学的方向去发展，它在古代史学史中表现为对“史意”的分析与研究。章学诚全面总结了后期史学的成就，针对后期史学的核心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历史写作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在发展脉络给出了一种新的概括:史学有着其自身的基本何题，前期史学主要面对如何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而后期史学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庞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