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正逐步从追求数量、粗放式扩张模式向追求质量和环境效益的模式转化,经济与环境的矛盾越发凸显,因而生态环保工作的推进面临新形势,实现经济增长和减少环境污染则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上首要任务之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必须打好抗污染斗争。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三大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其关于经济与环境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长江蕴含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不可或缺的生态宝库之一,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路指导长江经济带建设,实现沿江各省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其本质是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实现绝对脱钩,这对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基于现有研究,试图丰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相关分析。首先,本文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脱钩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此外,整理了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全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运用工业废水、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衡量,使用“熵权法”对这三个指标赋权,进而算出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以公允合理地测度环境污染。基于Tapio脱钩理论,构建脱钩模型并计算出脱钩指数大小,根据其脱钩指数分类及判定标准,对脱钩效应的时空分异进行相关研究。最后,研究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驱动因素,提出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基于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tata15.1软件采用GMM估计方法探明其影响脱钩的大小和方向,并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对脱钩状态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展开进一步研究。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分异来看,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从2006-2017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整体趋势为绝对脱钩-扩张负脱钩-绝对脱钩。“十一五”期间大多省市都处于平稳的绝对脱钩状态,2012、2013、2015-2017年份几乎所有省市都实现了绝对脱钩,且脱钩程度明显高于“十一五”期间,大多数省市在2017年脱钩程度都最高。（2）从空间分异来看,脱钩指数的平均值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的省市包括湖南、四川、浙江和重庆,说明这四个地区相对具有绝对脱钩的基础条件,其他省市在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增长连结以及扩张负脱钩状态间转换。所有省市在最近两年的平均水平都处于绝对脱钩状态,预示着良好的绝对脱钩发展趋势。（3）从脱钩的驱动因素来看,经济集聚与脱钩为“倒U”型曲线关系;人口集聚与脱钩为“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脱钩发展,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开展技术创新进而助推其脱钩,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对脱钩的影响力度远大于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此外,“倒U”型曲线关系显著存在于脱钩指数和人均GDP之间。基于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了可能促进脱钩的相应对策建议:第一,本文研究显示当经济集聚越过临界值后,经济集聚可促进脱钩,因此,各省市可适当提高经济集聚水平。第二,文章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人口集聚高于临界点时,会抑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因此要谨慎防范大量人口超负荷向大城市集聚,保持适当的人口集聚度。第三,适当的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脱钩,要达到并不断保持绝对脱钩状态,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第四,目前长江经济带高污染型产业占比仍然较高,因而,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积极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刻不容缓。第五,在促进技术创新的策略下应重点关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该技术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规避了“污染后再治理”的传统治污理念。第六,大力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营造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同力营造环保大环境。本文可能的主要创新点: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大量学者关于经济与资源环境脱钩的状态、动态演变趋势及时空分异展开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且同时对脱钩的效应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的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其次,从研究方法角度出发,本文运用“熵权法”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评价,这对现有大多数研究运用单一污染物排放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有所改进,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对脱钩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所建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规避了由FE与RE模型所致的估计偏差。最后,大多研究仅仅探讨环境规制的影响作用和大小,而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加进了环境规制分别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交叉项,旨在将环境规制影响脱钩的作用路径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