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1925)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代表作品,它反映了一战后处于大英帝国极权主义控制下的英国臣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于种种控制的反抗。小说中所体现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成为近来对该小说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对于伍尔夫如何通过视觉图像表达这种权力关系的运作还缺少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凝视和反凝视,探讨蕴涵其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呈现了统治阶级对于普通英国人民的多种凝视。一方面,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雷德和威廉·布拉德肖爵士正合力审视着英国民众。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治权力,他们试图通过帝国主义、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传统和医学权威的凝视将所有人转变成顺从的大英帝国臣民。另一方面,拥有经济和政治特权的“完美绅士”如理查德·达洛维和休·惠特布雷德通过父权制的凝视将男性的欲望和压迫强加给女性。其次,自我标榜的基督徒盖尔曼小姐试图通过她强大的宗教凝视控制克拉丽莎和伊丽莎白,盖尔曼小姐的宗教凝视威胁着的她们精神自由。然而,彼得、赛普迪莫斯、萨利和克拉丽莎并不愿屈服于来自统治阶级凝视的控制,相反,他们反凝视那些统治阶级,拒绝被他们的凝视完全控制。通过反凝视,彼得和赛普迪莫斯发现了帝国主义中虚假的荣耀,看透了帝国战争的残酷性。彼得和萨利对于那些伪善的、装腔作势的维多利亚传统的支持者们的大胆反凝视则揭露了这些传统本身的毫无意义和虚假。其次,赛普迪莫斯对于医学权威福尔摩斯医生和威廉·布拉德肖爵士的反凝视则挫败了他们试图将赛普迪莫斯置于医学凝视之下迫使其顺从的阴谋。克拉丽莎和小说中其他女性人物对于父权制的反凝视不仅是对于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反抗,而且表达了对于未来独立的女性地位的期待。最后,克拉丽莎对于盖尔曼小姐的反凝视揭露了宗教凝视的专横残暴和控制本质,挫败了盖尔曼小姐从精神上占有伊丽莎白的阴谋。凝视和反凝视影响人们自我身份的建构,迫使他们在“他者向导”或“内心向导”中作出选择,在屈从他人凝视和反抗他人凝视中作出选择。《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彼得和赛普迪莫斯都无法完全摆脱国家极权主义的种种凝视对自我的控制,导致了他们不同程度地自我异化。而他们内心向往自由存在的欲望又促使他们去反凝视,这种反凝视使他们免于被统治阶级的凝视完全控制和占有。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对一战后大英帝国的极权主义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于各种形式的控制的厌恶。伍尔夫对于主要正面人物的反凝视的描写,暗示了国家结构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对人的精神的完全控制,而人们的反凝视也不断挑战着国家机构至高无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