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渐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其中占据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其迁移加速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成为农村与城市的有力联结。实践证明,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一股重要支撑力量,为社会主体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由于受到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乡土文化差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的城乡社会身份的双重性,以及城市群体和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导致的社会地位的边缘性,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方面与客观现实存在剧烈矛盾。然而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先进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抱有强烈的向上渴望,不愿意长期处于城市边缘,而现有的城市资源配置显然无法满足其需求,极易引发群体的负面情绪,从而导致反生产行为的普遍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组织的正常生产,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其发挥作用的持续增强,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代际转换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反生产行为的普遍性和危害性,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地展开。已有的关于组织成员反生产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企业组织类型的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工作场所偏差行为等,而对发生在工厂型企业和服务性质企业组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系统研究仍然较少,尤其缺乏对其特征及影响机理的科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有其本身的群体特征与行为特征,其反生产行为也有别于一般企业员工。因此,本研究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感的视角切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反生产行为与形成过程进行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在理论层面探究其致诱因素及形成机理,从而对现有的反生产行为理论形成有益的补充;在实践层面厘清其在工作组织内部的具体表现、特征以及有效控制手段等问题,为相关管理部门优化管理制度、预防及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梳理分析了已有的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成果,结合实践调研,科学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结构维度;同时通过理论建模法,运用“认知——行为——结果”分析框架和“S-O-R”行为模式进行逻辑推演,探讨出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前因变量以及它们的影响路径,再构建计量分析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研获取634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回归等实证检验,最后以案例分析做辅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是四维结构,具体划分为生产性反生产行为、财产性反生产行为、攻击性反生产行为和道德性反生产行为四个维度,他们的反生产行为具有多样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反复性等特征;（2）人口统计变量（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所处行业）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各个维度具有不同差异的显著影响;（3）社会认同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的主要诱致因素,具体包括身份认同、经济地位认同、职业认同、组织认同、文化认同和未来认同六大维度,并对反生产行为的产生具有负向影响作用;（4）公平知觉在社会认同感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社会认同感对其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影响部分通过公平知觉来实现;（5）心理资本在公平知觉与反生产行为间具有调节作用,并对公平知觉在社会认同感与新生代农民工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6）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是,社会认同感会通过公平知觉引起反生产行为,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平感失衡到产生反生产行为会受到个人心理资本的影响,当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心理资本低下时,不公平知觉对反生产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会加剧;当个人心理资本强大时,更倾向于乐观看待不公平处境,表现为抗挫折能力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积极进取。不公平知觉对反生产行为的作用会被削弱,即心理资本有利于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反生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