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信用也随之凸显出来。信用问题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它几乎蔓延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信用体系,并先后在上海、深圳、浙江、湖南、江苏等地建立了征信试点,但是时至今日各种信用问题依然严重。因此,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信用建设的模式进行一番检视。遗憾的是,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没有人对现有信用制度的运行模式、运行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睢宁县大众信用制度为个案,描述和分析了社会信用制度设计起点、内容、运行模式、效果等方面的内容。睢宁大众信用制度的主要特点是：(1)社会控制的逻辑起点；(2)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程度低；(3)运动式过程;(4)制度推行及民众接受程度呈现差异性。研究发现,现阶段社会信用建设是延续以往社会控制的逻辑,沿着这种制度设计思路,社会控制的内容被纳入到信用建设中。在推行过程中,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社会信用制度及其配套活动。政府和民众对于道德化的评选活动的关注超过了社会信用制度本身,使得社会信用建设异化为泛道德化的社会控制。也正是因为依靠政府的行政方式,社会成员对社会信用制度的认知与接受存在明显“体制身份”的差异。在制度效果方面,社会信用制度的最大效果不是社会信用的改善,而是道德行为(民风建设)的增加。本文认为,社会信用制度在实践中异化为一种泛道德化社会控制,这种异化是通过“树典型”实现的。“树典型”不仅存在历史社会传统,还存在明显的利益驱动机制。也正是这种利益驱动机制,造成对于“典型”的追捧和社会信用制度的漠视。其次,社会信用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因此政府需要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两种动员方式。一方面对拥有(准)“体制身份”者延续了单位制时代的组织化动员,另一方面针对体制外的人采用了社会化动员方式。但是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却不具备利益驱动机制,因而制度的推行只能局限在体制内而未能扩散至体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