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的种种政治灾难给人类带来的震撼与恐怖经验相比,哲学上对此的反思是极不相称的。在有限的一些能够直面历史罪恶的哲学家当中,阿多诺的反思有着怎么样的独特价值?为此本文讨论了阿多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巨大历史罪恶的反思,但本文并非是一种文本学研究,而是试图展现把奥斯维辛与一种否定风格的哲学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奥斯维辛的毁灭性和极端的恶蕴含着思想无法回避的否定性经验,这又反过来要求哲学承认否定思维的必要性以及守住否定的思想义务。本文认为,否定辩证法的每一重大主题中都包含着奥斯维辛的经验,除了对概念同一性的批判,对奥斯维辛的反思也是贯穿否定辩证法的一个线索,更准确地说,在阿多诺那里,这两个线索时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由此本文将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探讨奥斯维辛事件对阿多诺哲学的影响,主要从历史哲学、艺术和美学理论以及道德理论这些方面展开；二是结合西方其他思想家来深化和扩展阿多诺思考的意义。同时,西方学者主要把阿多诺放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下来研究,本文挖掘了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本文认为其对不公正社会的批判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一致的,特别是由奥斯维辛等历史经验引发的对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改造是理解阿多诺的重要路径。历史灾难迫使阿多诺转向一种注重身体痛苦的唯物主义与一种彻底否定的哲学。奥斯维辛毁灭性的创伤提供了理解否定辩证法的一个模式,它使得阿多诺更加坚守一种彻底批判的辩证法立场。现实的痛苦迫使阿多诺转向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唯物主义,只是这种唯物主义更注重身体,在这种意义上否定辩证法可以说是痛苦的身体发出的呐喊。阿多诺通过对黑格尔普遍历史的批判表明,在历史灾难面前任何神义论都将失败。奥斯维辛之后,即使是艺术也面临着难以摆脱的伦理困境,沉默与表达都易陷入野蛮。奥斯维辛在认知与理论上是不可能充分把握的,但是阿多诺的绝对命令告诉我们在道德与行为的实践上有防止它再次发生的义务。本文认为所有试图解释大屠杀,赋予其一定意义,使其可以理解的理论或学说都是广义上的神义论。为此本文还将结合阿伦特、列维纳斯、阿甘本、莱维等哲学家对种种神义论的驳斥表明,大屠杀所代表的根本恶是一个不可解释的黑洞,特别是集中营里毁灭一切的死亡始终包含超越智性理解之外的内容,思想永远无法把握这种根本恶。阿多诺所谓的非同一性最根本的就是经验与理性的非对称性、非同一性。对具体的经验和事件,特别是对痛苦的经验和灾难性事件,语言和概念总是贫乏的。经验与理性、情感与表达的非同一性意识要求我们必须避免用“现代性”、“工具理性”之类的概念简单地把一切灾难和罪恶打包处理,并且对他者的苦难多一点敏感,对哲学的有限性多一些觉察。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当代哲学思考的历史出发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它表征着现代性的本质。所以说,在未消化掉奥斯维辛的罪恶之前,匆忙地重建新的道德、政治、审美理想都是不负责任的。本文既指出了奥斯维辛是阿多诺转向彻底否定立场的历史背景与客观原因,即对同一性的激烈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奥斯维辛的痛苦造成的。同时本文又指出阿多诺的双重性,他的否定哲学并没有走向绝望,奥斯维辛之后重建形而上学需要进入一种微观逻辑的非同一性希望。总之,阿多诺的否定哲学告诉我们,历史的灾难是不应该轻易地打发的,只有守住灾难的记忆,守住否定的思想义务,人类才有可能避免灾难。